插在纽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记尤里·奥列沙）（第2/4页）

我总觉得（事实上也许的确如此），尤里·卡尔洛维奇一生都在心里同天才、孩子、快活的妇女和善良的怪人无声地交谈。

他争论问题时是勇敢而又激烈的。他总是无情地、一针见血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在奥列沙身旁，时而稠密、时而稀薄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生活，这种生活他是从周围的现实中筛选出来的，再饰之以高翔远翮的想象。这种生活在他周围生气勃勃地展开，就像他在《妒忌》一书中所描绘的花艳叶茂的树枝一样。

奥列沙身上有某种贝多芬式的像雷电般雄浑有力的东西。甚至他的声音中也有。他的洞微烛幽的锐目能够发现周围许多使人快慰的美好事物。他总是简练而正确地描写这些事物，因为他深知一条规律：两个字能产生空前强大的力量，反之四个字却比两个字的力量要小掉一大半。

屋角搁着一根自制的手杖，手杖柄上挂着一个方格背包。

“瞧，”奥列沙用头朝手杖和背包那边指了指，说道，“等到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到来的时候，我就步行到尼古拉耶夫去，然后再去赫尔松。想要走到那里，一路上就得什么也不想，光走呀，走呀，走呀，只要两只脚还能走得动……顺便麻烦您一件事，请您给我去弄张地图，哪怕是教科书上的也行。没有地图，我就难以走到那里了。”

我坐在那儿一边听他讲，一边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得找个地方躺下来。哪怕睡上一个小时也好。奥列沙陪我走到旅馆空荡荡的走廊里，去挑选一间最好的房间。

几乎所有的窗子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碎了。穿堂风在旅馆内窜来窜去，拂弄着一条条满是尘土的厚实的大红窗幔。每当一阵穿堂风吹过，棕榈干枯了的树叶就发出飒飒的声响。

我睡意顿失。我们走进一间间房间，吹毛求疵地加以挑剔，没有一间看得中。一间嫌它有草莓香皂的气味，另一间壁镜打碎了，还有一间，墙上那幅油画《贵族的宴饮》在不久前的空袭中溅上了石灰。

临了，我们选中了一间最小最暗的房间，房间的窗子是朝内院开的。院里有好几棵百年的法国梧桐。

“好一个避弹所！”奥列沙说，“这是旅馆内最保险的一间房间。”

我连衣服也没脱，立刻就睡着了。一群返航的轰炸机的遥远的轰鸣声把我吵醒了。只见夕照映在洞开着的窗户上，老化得出现了鳞状波纹的窗玻璃被染成了金黄色。

我翻身下床，到奥列沙的房间去。他不在那里。后来在旅馆附设的狭长、昏暗的餐厅里找到了他。

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餐厅。套用报纸通讯中的一句老生常谈，“它的四壁见到过”许多名人。曾几何时，这个大厅里还闪耀着水晶玻璃、银器、瓷器和白铜器皿的光芒。一张张餐桌上铺着挺括的浅蓝色台布，硬得像羊皮纸，一碰就发出窸窣的响声。状似葡萄串的枝形吊灯在有精美浮雕的天花板下荧光四射。冰块在一只只银制的小桶里叮当作响，菜单神秘而又豪华。

可现在餐厅内却冷落、昏暗，天花板下只点着一盏战时用的小灯，发出病恹恹的昏光。这盏灯从来不熄掉，两个像敖德萨一样老的侍应生，都是奥列沙的朋友，穿着尽是皱纹的白上衣，晃晃悠悠地在大厅内走来走去，给偶尔才有的顾客端来一杯没有糖的淡茶和滑溜溜的黑挂面。

奥列沙同一个神色忧郁、一声不吭的黑人坐在一张餐桌旁。这位黑人是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刚刚空袭过，”奥列沙对我说，“您睡着了，没能见着。好，您谈谈吧，对敖德萨有何‘观感’？”

我回答说，战争爆发后，这个城市变了样，萧条多了，敖德萨人好像也失去了历来乐天活泼的性格。

“胡——扯——淡！”奥列沙一字一顿地、毫不含糊地说道，“敖德萨人不会灰心丧气，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的幽默、俏皮是同大无畏的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他们俏皮、机智的谈吐哺育着他们的勇敢。您对敖德萨人抱有偏见。就像，比方说吧，对第欧根尼[79]抱有偏见一样。”

我当然明白，他这番话并不是针对我的，我从未当他的面谈起过对第欧根尼的看法，因为我对第欧根尼老实说谈不出什么看法来。第欧根尼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想藉以引出一段俏皮的想象来。

“瞧，所有的人，包括您在内，”奥列沙说，“都认为第欧根尼是犬儒主义者的头目。可他算什么犬儒主义者！他是个胆小如鼠、昏聩糊涂的糟老头。顺便告诉您，他是住在酒桶里的。这也是因为他糊涂透顶的缘故。酒桶再差劲，一旦睡了进去，就算是居住的地方了。既然是居住的地方就得付房钱。可第欧根尼，谁都清楚，自打出世以来，身边从未有过一个铜板。酒桶主人三天两头儿威胁说，老头积欠了这么多房钱，非把他撵到大街上去不可。于是第欧根尼只好去找他那帮朋友，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给我点钱吧，我要付酒桶的款子。’这一下子，天哪，他那帮朋友闹开了，又是骂，又是叫：‘给您钱去买酒桶？’‘无耻！’‘损人利己’‘犬儒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