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 阴阳尸（第2/3页）

我们一起找到了六个黑色塑料袋，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发现时仍包装严实，这就排除了是抛尸现场无关证物污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尸，那为什么抛尸范围这么大，而且碎尸如此彻底，这又形成一个矛盾。不过，在80年代末，许多住户的房子并没有瓷砖地板，都是水泥粗地，尸块有附着物很正常，但尸块上还有草、叶等物，这让我和谢增龙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现转机，那是一个月后了，李秀华的邻居赶来公安局报案，说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摸进了李秀华的家里。等民警赶去时，胖男人被逮了个正着，可他坚持否认李秀华的死与他有关，还说他并不知道李秀华已经死了。

经查证，那个胖男人叫韦安，住在县城外的林场里，是林场承包人。一年前，韦安认识了李秀华，渐渐地他们就好上了。据韦安交代，一个多月前他到邻县卖木材，现在才回来。李秀华是在一个多月前遇害的，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他找不到不在场证明，也没人能为他作证。

我和谢增龙跟随民警到林场时，一看见韦安的住处就明白了，那里就是凶案第一现场，因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韦安离异后独居在那里，四周没有一处人家，分尸不必怕被别人撞见。院子明显被人清洗过了，我们也没有在厨房和洗澡房检查，当时一进去，看到院子里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还有落叶，于是就拿起铲子在土色较新的地方挖了挖，结果一挖就挖出带有臭味的土块，血液已经变色了，但仍有些许尸体的肉沫被夹在泥砂中。

尽管铁证如山，但韦安仍否认他杀了李秀华，这时他离异的妻子也带着儿子来赶来，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清白的。李秀华不是本地人，她的亲人一起赶来时，遇到了韦安的家人，两帮人就在公安局门口打了起来。谢增龙去劝架时，被韦安的儿子打破了头，说是我们被李秀华的家人买通了，栽赃了韦安。韦安的前妻和儿子不依不饶，打了人不算，还坚持让别的机构重新验尸。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尸体解剖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法医解剖：限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查院、公安局以及医学院校附设的法医科（室）进行。”鉴于这条规定，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韦安前妻和儿子的要求，况且在2005年以前，社会上能做法医鉴定的机构并不多。（在2005年10月，国家发布了一个规定，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医鉴定，这使得社会的法医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但也参差不齐。）

我看到两家人在外面打起来，拉开了他们，后来谢增龙就跟我说，走，朱明川，今晚再去研究研究，我们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法医很难做，可也必须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我们没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但至少可以还一个公道给那两家人。

当时，我们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尸和室内分尸的矛盾之处，可仍对两种性染色体有疑问。我帮谢增龙额头的伤做包扎时，嘴里骂了韦安的儿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气，可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李秀华为什么会有两种染色体。既然李秀华身体并非异常，那极可能是李秀华已经怀有身孕，且胎儿是男性。碎尸后，这两种染色体混在一起了，单从尸块来看，也不可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两个人的尸块。

碎尸不是随便碎的，一定有深仇大恨，或者有某种行为激怒了凶手。我们首先怀疑，韦安的前妻和儿子有嫌疑，可他们都住在桂林市，离县城非常远，一个月前都在桂林老家那边。这样一来，问题又绕回韦安身上，难道他真的凶手，只是嘴硬而已吗？

我看着那些黑色塑料袋的照片，脑海却一直是两家人打闹的情景，可袋子上没有指纹，什么线索都没有，这要如何将凶手绳之以法呢？最后，我在看到抛尸地点的那几张照片时，终于意识到凶手虽然狡猾，但留下了一个致命的证据。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法医的工作范围，因为上面这段文字看起来，我好像把所有的刑侦工作都做了。法医学的研究包括：尸体检查、活体检查、物证检验、文证审查、现场勘察等五大类。其中，现场勘察是指通过对犯罪现场或事故场所的检查，借以发现与案件相关的人和物及其相关性，为判明案件性质，揭露与真实犯罪进一步提供证据——抛尸现场亦是法医的“地盘”。

我看完照片，心里很激动，把想法和谢增龙一说，两人一拍即合。那是什么证据呢？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证据还可能在抛尸地吗？不会被其他人和物污染吗？答案是，不，完全不会！

凶手很狡猾，戴了手套，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纹，真的很聪明。可是，凶手记得作案时戴了手套，但抛尸时，很可能是赤手扳开了下水道的井盖，盖子下面留下了指纹。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盖子下面除了几个无关人员的指纹，还有几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