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装了空调的岛

每个城市都有展示自己的方式，将最好的一面摆在人们面前。新加坡的门面是机场。机场是它化过妆的脸，是它的橱窗和名片。人们在那里到达和离开，他们真的不需要看到其他事物，机场已经展示了新加坡的一切精髓：它的高效、清洁、有序，它作为亚洲最大消费品超市的地位，尊贵体面。

然而，机场的魅力在我身上失效了，因为我是从陆地来的。和所有不受欢迎的人一样（身无分文的背包客、马来移民散工和可怜的俄罗斯商人），我从新加坡的后门入境：经由马来西亚陆地。这也是1941年12月日本人到达新加坡的路径。那时候，新加坡以为每个人，甚至潜在的入侵者都是从海上来的；大海是它与世界的纽带，大海是它的财富，它朝着大海的方向准备了最强大的防御。但是这些防御完全没用。日本人只需从后方潜入即可避开大炮。我也以同样的方式避免被新加坡诱惑：我看到了它清晨凌乱皱巴的脸，不加雕饰，毫无准备，出其不意。

新柔长堤是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造脐带，强调了这个虚荣的城市岛国只是马来半岛的小小附属之地。这里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在黎明时分靠近新加坡。火车窗外，一片血红的太阳光下，四座高大的烟囱向空中喷吐着黑烟。铁路沿线铺排了三根巨大的铁管，向城市输送用水，使之保持活力；高速公路上挤满了汽车和摩托车，通勤客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山市居住，在工资更高的岛上工作。新加坡看起来就像亚洲的其他任何地方，棚屋、垃圾堆、生锈的铁皮、一片片植被和杂草——大自然的残迹等待被再次改造。

我在火车上看到的第一批新加坡人就像我多年前所知的那样：塑料凉鞋、黑色短裤和白色T恤，完全就是1971年我来到这里时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主角的模样。一位医生的病人中有个穿着黑色短裤和背心的老人，简单而谦逊，蹲在候诊室的扶手椅上，他的背心卷到了肚子上方。医生以为他是个穷人，总是少收他的钱，有时根本不收，直到有一天他看向窗外，发现老人爬进一辆梅赛德斯，还有司机为他服务。他掌控了整个城市的大米生意。

对我而言，老人一直是中国侨民的缩影：自信但不起眼，强大但保守谦虚，害怕引起别人或统治者的嫉妒。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中国新生代穿着所有能带来安全感和能获得（他们自认为的）尊重的东西。新加坡也是这样。因此，它渴望展示自我，从机场开始展示所有闪亮和现代化的事物。

不过，这里的火车站还有我喜欢的破旧气息。火车站于20世纪20年代建成，完全由彩色橡胶铺砌，可消除噪声。旧时安静的优雅变成了简陋破旧的平静，这个地方已不再流行。很少有新加坡人来这里；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在这个时代的新加坡，旧车站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它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就像一个穷亲戚。

我们下了火车，不得不排队一小时等候护照检查。警察坐在发臭的小隔间里，周围满是厚厚的名册，有些近一英尺厚，里面有新加坡所有“敌人”的名单。没有电脑，每位乘客都经过人工检查。对于填写表格和回答问题，一群俄罗斯人表现得尤为勤奋，他们竭尽全力讨好无动于衷的海关官员。

对我来说，回到新加坡就像是去寻找初恋。那是1965年，我第一次闻到了热带地区的气息，第一次感受到了那里的热量和色彩。在那里，我意识到即使在异国他乡，自己也能惬意自如。我只待了几天，但印象很深。1971年，我来这里长住。我离开奥利维蒂，在纽约研究中国，学习汉语，后来又去华人居住的国家生活。我们在新加坡待了四年。萨斯基亚在那里学会了走路，弗尔科第一次上学，而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书。

我在新加坡还有朋友和熟人，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过来。我想独自重温这座城市，构筑自己的印象，最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写作，不必担心我的朋友会因我陷入困境。此外，我想成为一个初到者，了解新加坡的新面貌，以及许多外国人发现的非凡之处。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在我离开新加坡的十五年里，这个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到处是新的街道、新的天桥、新的花园和广场。连居民也大不一样。我在巴士站看到的乘客都很优雅，衣着整洁；但没有人说话。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神经紧张的人，就像在日本一样。大概是由于热带地区热量不断减少，印度人的热情善良、马来人的性感自然，以及悠闲的节奏已经全部消失了。

就连热量本身都消失了。我记得新加坡是炎热的，有时几近灼烧。午饭后的一个小时，即使在我家的树林里，空气也是潮湿滞重，蝉鸣声震耳欲聋，我们常常躺在风扇下等待海上的暴风雨或微风为我们带来清凉。然而，现在的新加坡实在太凉爽了。酒店、商店、公共建筑、办公室、餐馆、地铁、出租车、医院、屋子、汽车里都是冰凉的。显然，现在的新加坡只能呼吸空调里吹出的冷风了。整个岛屿似乎都在一个巨大的钟罩下，过着人造、高效的生活，与赤道的炎热和大自然失去了联系。女人不再穿轻薄的衬衫、花裙子和真丝长裤；新的民族服装是夹克衫、短裙、长筒袜和连裤袜，与伦敦和纽约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