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赫尔岑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4月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中，那是拿破仑大军压境，侵入莫斯科的前夕。因此可以说，他在襁褓中便经历了战争的烽火，他的童年是在关于这次战争的传说中度过的。1825年12月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少年赫尔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列宁所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不久，他便与一位同伴和远亲，后来成为他的终生战友的诗人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出了庄严的誓言：为反抗沙皇专制暴政献出自己的一生。1829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接着，奥加辽夫也到了那里，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大家共同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俄国的发展道路。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正打算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时，沙皇政府突然把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逮捕了。他被关押了九个月，然后在1835年春被流放到了当时的边远地区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并按照规定，在维亚特卡省政府当小官员。但是流放生活没有使赫尔岑屈服，他在这里看到了俄国最黑暗的现实，从而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念。1837年底，由于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斡旋，他被调到离莫斯科较近的弗拉基米尔。1838年他在那里与伯父的私生女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结婚。184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但不久又因一件小事（在给父亲的信中偶然提到了一个警察的暴行）被再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城，直到1842年夏才获准回莫斯科居住。

在莫斯科的几年是赫尔岑才华显露锋芒的时期，这时他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俄国进步知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发表了哲学论文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关于研究自然的信》，优秀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

1846年5月，赫尔岑的父亲死了，留给了他大宗遗产，使他可以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是他立即着手实现他摆脱沙皇黑暗统治的计划。他以给妻子治病为理由申请出国，期限是六个月。1847年1月赫尔岑离开俄国，3月到达巴黎。法国七月王朝的现实当然不能令他满意，他于这年年底到了意大利，在那里迎接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赫尔岑又赶回巴黎。他于5月初到达那里，但迎接他的是5月15日的群众示威和六月起义的遭到镇压。他在这里吸取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这段经历便反映在他的《法意书简》和《来自彼岸》（又译《彼岸书》）中，这些书信本来是为了向俄国人民报道西欧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它们的开端部分原系寄回俄国准备发表。但随着沙皇反动统治的加强，俄国的报刊甚至不能提到赫尔岑的名字，因此后来它们只得用法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为了向西欧介绍俄国，他还在这时期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1854年首先用德文本发表。

但是，尽管赫尔岑到了国外，沙皇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它通过驻外机构命令他回国，甚至扣留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对他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就范。但是赫尔岑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他移居到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并取得了瑞士的公民权。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发生了悲剧，他的母亲和一个儿子于1851年11月因轮船失事遇难，他的妻子也在次年5月病故，这使赫尔岑几乎精神崩溃。

但是赫尔岑没有从此消沉下去，他于1852年8月来到伦敦这个国际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为了促进俄国的解放运动，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年刊《北极星》文集和周刊《警钟》，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发往俄国。它们对在俄国传播进步思想和进行宣传鼓动，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的许多禁诗，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然后传回俄国的。《警钟》还在俄国联系了不少秘密通信员，沙皇政府的许多暴行便是通过这刊物在俄国公之于众的。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在沙皇的高压政策下，革命形势进入了低潮， 《警钟》和《北极星》也相继停刊了。

60年代末，赫尔岑又移居日内瓦和巴黎，他意识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在1870年1月由于偶然感冒引起的肺炎而病逝于巴黎，他的遗体后来运到尼斯，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