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5/20页）

这种天主教对一个俄国人必然发生更大的影响。它表面上具备俄国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国与世隔绝，只是在物质权力的压制下，靠自己的触须在探索道路。西方教会那种严格的教规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种独行其是的彻底性，那种实际的运用，那种坚守不渝的信念，那种认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致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罗马和全世界75，自己对世俗权力的轻视，使一切矛盾化为乌有的假象，对一个热血奔腾、在成年时期开始接受严肃教育的人，是极易发生压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达耶夫回国时，在俄国遇到的是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气氛。我尽管年轻无知，但我记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来，上层社会的堕落如何怵目惊心，它变得更卑贱，更奴颜婢膝了。亚历山大时期贵族的独立精神，近卫军的豪迈气概，1826年后已荡然无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长，但还缺乏自觉性，还像孩子一样光着脖子在玩乐，或者在寄宿学校和皇村学校读书。有些青年文学家已开始试探自己的力量，练习写作，但还没有崭露头角，环境也与恰达耶夫当年的社会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单影只，后来与普希金在一起，成了两人，最后与普希金和奥尔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这二人辞世后，恰达耶夫常指着沙发背后墙上两个不大的黑影说，他们的头就靠在这儿！

把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两首书翰诗对照一下，真使人无限感伤，变化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先是满怀希望向前猛进，然后给无情地抛在后面。青年普希金对自己的友人说：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会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国会从酣睡中醒来，

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76

但是朝霞没有升起，升起的只是尼古拉的宝座，于是普希金写道：

恰达耶夫，往事可还记得？

曾几何时我怀着青春的狂热，

要把灾难深重的名字，

呈献到另一片废墟上？

如今心灵的火已被风暴吹熄，

剩下的只是懒散和宁静，

但在令人感奋的回忆中，

我要在神圣的友谊之石上，

刻写我们的姓名！77

恰达耶夫那种绝望的观念，是他对俄罗斯生活的一种报复，他对它发出了深思熟虑的、饱经忧患的诅咒，要用它总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和俄国历史的一整个时期。对斯拉夫派说来，世上再没有比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他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愤万分地亵渎了他们所宝贵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达耶夫常说：“每个外国人到了莫斯科，就给带去参观它的大炮和大钟，但大炮已不能发射，大钟也已摇摇欲坠。在这个惊人的城市里，值得一看的竟只是这些破烂。也许，这座没有钟舌的大钟便是这个默默无声的大国的象征，住在这里的种族虽然自称为斯拉夫人78，却仿佛对人类之有语言感到十分惊讶。”79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督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么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没有出路。”彼得时期的人80回答。他只知道西方文化，在亚历山大时期相信俄国将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但现在只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毫无实效：教育只是提供了新的压迫手段，教会成了警察的保护伞，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压迫再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它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彼得的改革只是使我们变得更坏，成了最可耻的东西：文明的奴隶。在这苦闷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受够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们，政府打击我们，现在该休息了，该让和平降临到心灵中，找个地方躺下了……这无异是说“该安息了”，于是恰达耶夫企图在天主教会中，为一切历尽辛酸苦难的人们找到许诺给他们的安宁。

从复辟时期81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从彼得的俄罗斯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斯拉夫派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人民活的灵魂怀着忠诚的信念，他们的直觉比他们的理性更敏锐。他们明白，俄国的现状尽管已病入膏肓，但还不是绝症。恰达耶夫认为，个人的得救尚有一线希望，民族则不然，斯拉夫派却明确表示，为现代生活所俘虏的个人必然灭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