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3/14页）

“往下念吧，我在听呢。”

“皇上命令，”他继续念，重又坐下，“某某人应立即回国，并向该人宣布，不论其提出何种不能立即动身之理由，一概不准延期。”念完后他便不再作声。

我也一言不发。

“我该怎么回复上面？”他问，一边折好了纸。

“我不打算回国。”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回国。”

“您考虑过没有，这一步……”

“考虑过了。”

“那怎么这样……请问我怎么复函？根据什么理由？……”

“不是不准提出任何理由吗？”

“我是说我该怎么复函，要知道，这是违抗圣旨！”

“那您就这么回复吧。”

“这是不可能的，我永远不敢这么写，”于是他的脸更红了，“说实话，您还是改变主意的好，趁现在这事还没闹到外边去。”（领事先生大概以为第三厅是与外界隔绝的。）

不论我的博爱精神怎么强烈，我还不能为了减轻驻尼斯领事回复上司的困难，甘愿坐进列昂季老爹15的彼得保罗隐修室，或者奔赴涅尔琴斯克，何况那时叶夫帕托里亚的败绩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肺炎16还没有一点影子呢。

“难道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一秒钟也没怀疑过我会回国吗？您不妨忘掉领事的身份，替我想想。我的领地已收归国家管制，我母亲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这一切时从没问过我一声，我想不想回国。在这以后我还回国，这不是发疯了吗？”

他不知说什么好，脸仍红红的，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聪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我无法想象……”他说，“我理解您的困难处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为怀的！”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脸又涨得通红了。“再说，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呢？您不妨给我写一封信，说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转呈伯爵。”

“这已经是老花招了，况且我没有必要说谎。”

“好吧，那么劳您大驾，给我写个书面答复吧。”

“可以。您把念过的公文留一份给我好吗？”

“这不符合规定。”

“很可惜。让我自己回忆吧。”

尽管我的书面答复十分简单，领事还是怕得要命，好像他会因此被调到一个偏僻地方，例如贝鲁特或的黎波里，以致直截了当对我说，这样的答复他不敢接受，也不敢转呈。我再三告诉他，这件事他什么责任也不用负，他还是不同意，要求我重写一份。

“这不成，”我反对道，“我采取这一步不是开玩笑，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荒谬的理由，我的答复就是这信，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对不起，”那位自从尤尼乌斯·布鲁图和卡尔帕尼乌斯·贝斯蒂亚以来最仁慈的领事说道17，“您这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奥尔洛夫伯爵的，我不过代为转呈而已。”

“这并不困难，只要把‘亲爱的领事’改成‘亲爱的伯爵’即可，这我同意。”

我抄信时忽然想到，为什么给奥尔洛夫的信要用法文。如果用俄文写，那么他的办公室或第三厅里的那些老官僚便可能读到此信，它还可能送往枢密院，那么年轻的秘书课长也可能把它拿给文书们看，我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都读到这信呢？于是我重抄时把它译成了俄文。这就是信的内容：

“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伯爵阁下：

“帝国驻尼斯领事通知我，皇上命令我回国。尽管我愿意回国，但在我的处境尚不明确以前，我碍难照办。

“一年多以前，我还没有收到要我回国的任何通知，我的产业已遭到查封，我放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已被没收，从莫斯科汇给我的一万法郎也被扣留了。对我采取的这些严厉的非常措施说明，我不仅受到了指控，而且在未经任何查询、任何审问之前，已认定我有罪，并剥夺了我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对我的惩罚。

“我不可能指望，单单回国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惨后果。我觉得我的一切行为很容易解释，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中要审问的是我的观点和理论，判决也得根据它们做出。那么我能够，或者我应该让自己和家庭接受这样的审问吗？……

“阁下想必能谅解我的答复的单纯和坦率，并向皇上转呈我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外的原因，尽管我对回归祖国具有真诚而深刻的愿望。

1850年9月23日于尼斯”

我确实不知道，怎样才能答复得更客气一些，更简单一些，但是我们一向习惯了奴性的沉默，因此连这封信，尼斯的领事也认为大逆不道，奥尔洛夫本人大概也是这样。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规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颂，也不谴责，既不高兴，也不悲伤，这便是专制制度的理想，每个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经照办；但这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