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0/21页）

但是憎恨也好，羡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报复也好，两者在西欧未来的运动中都会构成可怕的力量。他们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他们长期劳动的肌肉、阴森可怕的勇气和咄咄逼人的复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辩家能做什么？在工人的号召下，乡村的蝗虫漫山遍野出现时，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么？农民战争已被人们遗忘，最后一批流亡的农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销的时候，而旺代70也在硝烟中沉默了。现在多亏12月2日，我们又亲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变之后，在法国南部，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乡村中，居民纷纷抬起了头，似乎在问：“我们的时间到了吗？”但是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大批军警的镇压，接着又来了军法委员会，宪兵和警察成群结队，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和道路上进行搜捕。农民的圣殿——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当局要求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亲，亲属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乡丁一句告密的话，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亲，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关进监狱。审判粗枝大叶，成批进行，除了个别的人偶然获释以外，统统被送往朗贝萨或卡宴。漏网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萨伏依，或从瓦尔桥越境出走。72

我不太了解农民的情形。在伦敦时，我见过几个乘小船从卡宴逃亡的人；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顾的大胆行动，它比一本书更能说明他们的性格。他们几乎都是从比利牛斯山来的。这完全是另一种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无法国城里人那种身材瘦长、没精打采的样子，那种贫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家庭的毁灭和卡宴的监狱教育了他们。他们大多很少说话；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时间都一声不吭，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总有一天还要回去，我们要与他们算账！”他们看不惯其他流亡者，对他们的集会和演说也不感兴趣……过了三个星期，他们来与我告别：“我们不想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这里太枯燥，我们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里答应给我们工作——当伐木工。”我又看了一眼这些未来伐木工那严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发达的胳臂，心想：“但愿他们的斧头只用来砍栗树和栎树，那就好了。”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腾起伏的那种吞噬一切的、桀骜不驯的力量，我接触得比较多。73

这是一种原始的自发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动，多亏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蒙昧无知才没有成为脱缰的野马，但一有机会，仍会奔腾而出，形成一股摧毁一切的怒火，带来恐怖和混乱；但是在我们谈到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谈一下法国革命的最后一批圣殿骑士74和经典人物——民主资产阶级中从文化教育界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记者，律师，医生，索邦75的教授等等，他们与路易-菲力普斗争了十年，后来又参加了1848年的事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中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他们中间不乏聪明机智的人，怀着热烈的信念准备献出一切的人，但是头脑清醒，能够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或者病理学家研究疾病那样，研究自己的地位和问题的人，却几乎一个也没有。他们容易悲观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里，喜欢作些无用的指责，发些无用的牢骚，他们可以过清贫的生活，重视气节，不怕吃苦，却不善于分析研究……或者，他们可以对胜利充满信心，却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确的实际目标。他们满足于旗号、标语、大道理……喜欢谈劳动的权利，消灭赤贫状态，共和国和秩序！各民族的友爱和团结！……至于这些目标怎么达到，怎么实现——这无关紧要。只要取得政权，其余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如果不服从，那么，“战士们，前进，拿起武器！齐步走……拼刺前进！”这是恐怖的宗教——政变、集权主义和军事干预的宗教，渗透在卡马尼奥拉服76和工作衣的每一个窟窿中的精神。尽管某些带有奥尔良派典雅气质的书呆子提出了抗议，要求在射击中发扬英国绅士作风，他们也置之不顾。

恐怖由于它突如其来的可怕性，由于它猝不及防的大规模报复性，它是雄伟的，但是喜爱它，毫无必要地推行它，这是我们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奇怪的错误。公安委员会给我的印象，始终是我在巴黎医学校街夏里埃77店中的体验：四周都是不祥的明晃晃的钢刀——弯刃的，直刃的，剪刀形的，锯子形的……武器是安全的保证，但也是杀人的手段。成功才能证明行动的正确。恐怖政策在这一点上却是不能自豪的。它靠它的全部外科手术无法挽救共和国。试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