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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森，这样照片目录就有一个副本。我担心他去墨西哥旅行时，会因毫不在乎或心不在焉而把我的工作成果弄丢。因此，我情愿保存一个副本。今天，我翻阅这副本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如同在查看想象中照片的详细目录。如果连照片摄影者的命运也无法确切知道，那些照片的命运又是如何？冉森把这三只手提箱全都带走，还是在动身前把它们全部销毁？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三只手提箱，他就对我说，他觉得这些手提箱碍手碍脚，他尤其不希望有“多余的行李”。但他并未提出让我在巴黎保管这些手提箱。最好的结局是，它们放到今天，在墨西哥的某个市郊烂掉。

一天晚上，我在摄影室待的时间比平时要晚，这时他回来了，我感到惊讶，当时我把记在第一本练习簿上的照片目录誊抄在第二本练习簿上。他在我身后俯身观看：

“这是赐福般幸运的工作，老弟……您没有累坏吧？”

我听出他声音里有嘲讽的味道。

“如果我是您，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加地道……我不会满足于两本练习簿……我会做一个索引，把这些照片上的人名和地名按字母表次序排列……”

他微微一笑。我张皇失措。我感到他在嘲笑我。第二天，我开始做索引，按字母表次序写在大记事本上。我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放着一叠叠照片，是我逐渐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来的，我依次写在两本练习簿和记事本上。这一次，冉森的微笑凝固在脸上，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我当时是开玩笑，老弟……您对我的话却信以为真……”

我可没开玩笑。我承担这一工作，是因为我不希望人和物不留痕迹就消失殆尽。但我们是否下决心做这件事？而冉森也显出同样的担心。我查看我保存的目录，发现他的大量照片是在巴黎拍的，或者拍的是人像。他在巴黎拍的照片背面写有照片拍摄的地点，否则的话，这些地点我往往很难确定。照片上可看到楼梯、人行道边缘、街沟、长凳，还有贴在墙上或栅栏上被撕破的广告。他对秀丽的景色毫无兴趣，而只是听凭他个人的目光，我回忆起这目光中悲伤和关切的表情。

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一张信纸，上面有冉森写的几条说明，都有标题：《自然光》。这是一家电影杂志请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他给六十年代初的几位年轻导演当过义务技术顾问，教他们使用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摄影师用的泛光灯[1]。这些说明为什么在当时使我印象深刻？从此之后，我发现要找到冉森所说的“自然光”是何等的困难。

他对我解释说，是他撕破了街上那些广告，这样，被最近的广告覆盖的旧广告就显露出来。他把广告的纸片一层层揭下，细心地依次拍摄照片，直至木板或石墙上只留下最后一层纸片。

我根据时间的先后给照片编号：

325 昂维耶热街的栅栏。

326 加尼耶-居伊街的墙。

327 洛赞街的楼梯。

328 水潭街的天桥。

329 冉森街的车库。

330 原雪松所在地，在阿尔丰斯·都德街和勒纳弗街的街角。

331 韦斯特曼街的坡道。

332 科莱特。奥德街。

我列出冉森拍的那些人像照的主人公名单。他跟他们攀谈是在街上，在咖啡馆里，或在散步时偶然遇到。

我今天散步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橘园。我从栗树树荫下穿过，朝网球场走去。我在滚球戏场地前驻足。几个男子在争夺一局比赛的胜负。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子最高的那个男子身上，他身穿白色衬衫。我想起冉森拍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我抄写在目录上的说明：米歇尔·L。帕西滨河街。日期未确定。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把肩肘支在大理石壁炉上，光线不大自然。

冉森清楚地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情况。他当时身无分文，罗伯特·卡帕跟三教九流都熟悉，替他找到一份十分轻松又报酬丰厚的工作。那就是到住在帕西滨河街的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去工作，那里摄影棚的摄影器材应有尽有。

冉森对套间的豪华、宽敞和大阳台感到惊讶。这个美国女人五十来岁，依然光彩夺目，可以当跟她做伴的法国青年的母亲。冉森将给他拍照。美国女人希望给这个“米歇尔·L”拍好几张照片，照片要有好莱坞摄影师的风格。冉森把聚光灯一一放好，仿佛他对这种工作十分熟悉。他生活了半年，用的是给“米歇尔·L”拍照所得的报酬。

我越是观察这个准备击球的男子，就越是确信他就是“米歇尔·L”。照片上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那双眼睛十分敏感，而且眼角朝太阳穴翘起，这使“米歇尔·L”的目光十分奇特，像是昆虫的复眼，并使人认为他的视角要比常人开阔。我面前的这个人，眼角也朝太阳穴翘起，身材也跟“米歇尔·L”相同。白衬衫使我觉得更加相像，虽说此人头发灰白，面孔臃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