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2/5页）

冉森离开巴黎前夕，跟叙述者到街区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他对着一家旅馆拍了几张照片，并对叙述者说，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这家旅馆的房间里待了十几天，由一个名叫滕嫩特大夫的奥地利难民照料。他们后来走到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冉森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光顾隔壁的那家咖啡馆。

晚饭后，叙述者陪冉森回到摄影室，但他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所以过了午夜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条指示犬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似乎认识冉森，一直跟着冉森和叙述者，在冉森进屋时熘进了摄影室。

第二天，叙述者来到摄影室，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只留下一个待冲洗的胶卷，是冉森在前一天散步时拍的照片。

三年后六月的一天晚上，正是冉森离开的周年纪念日。叙述者非常想念冉森，因为一家出版社刚同意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他翻阅冉森的《白雪和太阳》，越来越感到冉森在善意地挑动他用文字来暗示：要沉默。书中前两张照片的说明都是“在一百四十号”。那是他在集中营的一个同龄同伴以前的住处。冉森被救出后，这同伴请冉森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父母和女友，但冉森去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就拍了这两张照片。

有一天下午，冉森让叙述者注意矿业学校正面的一块铜牌，是为了纪念在巴黎解放那天被枪杀的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但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叙述者看到铜牌消失了。他感到遗憾的是，冉森没有给这块铜牌拍一张照片。

冉森离开前，曾去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意外地获悉，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出生在比利时，在罗马被捕，被押送到集中营，并死于该地。这时，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正如本书结尾所说：“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

看到书名中的“狗”字，你会认为狗在小说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初步的印象会因引语中保尔·艾吕雅的诗句而加深。不久后，冉森说当时是“狗样的春天”，这话既重复前面两次出现的“狗”，又引出冉森在其后常常说的“在那个季节”，而这只神秘的犬只是到最后才出现。

也许可以认为，这狗的形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保罗·格林斯（Paul Gellings）认为，流浪狗的存在暗指流浪的犹太人。玛丽·米盖-奥拉尼耶（Marie Miguet-Ollagnier）和凯文·特尔福德（Kevin Telford）则把它比作希腊神话中守护冥府的三头狗，而居伊·诺伊曼（Guy Neumann）研究了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其他狗，认为总的来说，狗是莫迪亚诺需要安全和归属的文字表达，因为狗是忠诚的同义词。艾伦·莫里斯（Alan Morris）撰文[1]认为，小说《狗样的春天》中的狗和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 1909—1984）的影片《克兰先生》（Monsieur Klein，1976）中的狗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很迟出现（121页的法文版小说中出现在第101页，115分钟的影片中出现在第87分钟），出现时都没有系绳（莫迪亚诺的狗没戴颈圈，罗西的狗是丢失的狗），都立刻在街上遇到新主人，并被新主人接受，而且它们的主人在不久后就离开了（小说第107页和影片第96分钟）。莫迪亚诺的狗是指示犬，指出已是幽灵般的冉森最后将会消失（引语中已有暗示：“所有的狗都闲得发慌/因为主人已经离开”），罗西的狗显然是阿尔萨斯的狗（克兰先生是阿尔萨斯人），而法国人知道，德国牧羊犬并非是友好的表示，也不会安慰越来越受到维希当局怀疑的克兰先生，而他也在犹太人克兰被捕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冬季自行车赛场的大逮捕时被捕，虽说他不是犹太人，仍跟犹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营。

小说和影片中的狗虽说有不同之处（莫迪亚诺的狗在午夜后出现，罗西的狗则在早晨出现），但由于小说和影片都涉及身份和死亡的问题，并且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因此两者之间就显得更加相似。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画商罗贝尔·克兰从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那里低价收购名画。一次在送顾客出门时，看到自己的邮件里有一份《犹太人信息报》，从而发现订阅者中有个跟他同名的犹太人，而且此人参加抵抗运动，在一次秘密携带炸弹企图炸毁盖世太保机关的行动中失败。他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越来越受到怀疑，结果跟犹太人克兰一样也被逮捕。《狗样的春天》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但小说中出现“战争”、“德国占领”、“碉堡”这样的词，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说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另外，冉森曾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的同伴曾住在“一百四十号”，后遭到杀害。还有矿业学校正面的那块铜牌，是为纪念在巴黎解放的那天被杀害的二十岁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在小说的结尾还谈到，冉森曾去过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得知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在罗马被捕后关押在集中营，并死于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