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8页）

伊芙琳小姐带我去海滩，有时我就把她甩掉；不过她知道去哪儿能找见我：我不是同前国王菲鲁兹，就是同特吕法丁男爵在一起，这两个大人物是我的朋友。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他不禁惊叹：“我的小拉斐尔和我一样贪嘴呀！”特吕法丁男爵总是神色凄怆，独自坐在“太阳酒吧”里。我走近他的餐桌，伫立到他的面前。于是，这位老先生便没完没了给我讲故事，故事主角名叫克莱奥·德·梅罗德、奥泰罗、爱米莉娜·达朗松、莉雅娜·德·普吉、奥黛特·德·克雷西。当然全是仙女，犹如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

充斥我童年生活的其他琐事，就是海滩上橙黄色的遮阳伞、卡特朗草坪、哈特梅林荫道、大卫·科波菲尔、塞古尔伯爵夫人、我母亲在孔蒂河滨路的套房，以及利普尼茨基的三张照片，上面有我，站在圣诞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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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瑞士学校，以及我在洛桑的初次调情。我十八岁生日时，委内瑞拉的那位叔父维达尔送给我的杜森堡轿车，驶进了蓝色的夜晚。我过了一道大栅栏门，穿越缓缓下坡的园子，一直行驶到莱芒湖畔，将车停在一座灯火通明的别墅台阶前。几位身穿浅色衣裙的少女站在草坪上等候我。这样的“晚会”，夜色过于温馨，格格笑声过于欢快，灯光也闪烁不定，全不是什么好兆头。要描绘这类晚会的氛围，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做得会比我好。因此，我推荐你们看看这位作家的作品，这样一来，你们对我青少年时期的晚会就会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至少，也应当看看拉尔博的《费米娜·马尔凯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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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洛桑，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共欢乐，但又不完全跟他们一样。我经常去日内瓦，在贝尔格饭店清静的客房里阅读古希腊的田园诗，力图以优美的文笔翻译《埃涅阿斯纪》。我这样离群索居。有一次结识了一位都兰的贵族青年，名叫让弗朗索瓦·德·埃萨尔。我们二人同龄，而他的学养令我惊诧。初次相遇他就建议我看一大堆作品，有莫里斯·塞夫、高乃依的戏剧、雷斯红衣主教的《回忆录》。他传授给我法国人的优雅和曲言法。

我在他身上发现许多可贵的优点：有分寸，慷慨大方，感觉极其敏锐，话语特别犀利。记得德·埃萨尔说起这份友谊，将我们比作联结罗贝尔·德·圣卢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作者的那种友谊，他对我说道：

“您跟那位叙述者一样，是犹太人，而我则跟罗贝尔·德·圣卢一样，是诺阿伊、罗什舒瓦尔—莫特马尔和拉罗什富科家族的表亲。您不必害怕，一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偏爱犹太人。我让您看几页德吕蒙写的东西，这个正直的人痛心地指责了我们这一点。”

我决定不再返回洛桑，为了德·埃萨尔，我毫不愧疚地抛弃了那些四海为家的伙伴。

我把口袋都掏净了，还剩下一百美元。德·埃萨尔连个铜子儿也没有，然而我还是劝他辞掉《洛桑报》体育专栏编辑的工作。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在英国度周末，几个伙伴拉着我去伯恩茅斯附近的一座庄园，要让我瞧瞧收藏的老汽车。我又找出来那位收藏家的姓名，安拉阿巴德爵士，将我那辆杜森堡牌轿车作价一万四千英镑卖给他了。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体面地生活一年，用不着让我叔父维达尔电汇钱来救急了。

我们在贝尔格饭店安顿下来。发展友谊的这个初期阶段，给我留下了一种迷人的记忆。每天早上，我们去逛日内瓦老城的古董店，德·埃萨尔让我与他共享对一九〇〇年青铜器的酷爱。我们买了二十来件，摆满了我们的房间，尤其一件发绿的劳动寓意雕像和两只绝妙的狍子。有一天下午，德·埃萨尔告诉我他搞到一尊足球运动员的青铜像：

“不用多久，赶时髦的巴黎人就会以极高的价钱，争购所有这些艺术品。我向您预言，我亲爱的拉斐尔！如果完全取决于我的话，那么阿尔贝·勒布伦2式样还要时兴起来。”

我问他为何离开了法国。

“服兵役，”他向我解释，“我这娇弱的体格不合适。于是我逃避了。”

“我们得想法弥补，”我对他说，“我向您保证，在日内瓦能找见一名灵巧的工匠，给您制作假证件——您想回法国就回去，丝毫也不必担心。”

我们接触的非法经营印刷工匠向我们提供一份瑞士出生证明和一本护照，登记的名字是让—弗朗索瓦·列维，于一九四×年七月三十日生于日内瓦。

“现在我是您的同胞了，”德·埃萨尔对我说道，“原先我在你们眼里是异教徒，我真烦透了那种身份。”

我立即决定起草一份匿名声明，提供给巴黎左派报纸。我在声明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