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7/20页）

我倒确实游说过巴巴，让我去排球队试试，可他把我拉进怀里，双手捧起我的脑袋。谁送我去练球？他开始摆道理。谁开车送我去比赛？噢，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余的时间，帕丽，像你朋友们的父母，可我们，你妈和我，得赚钱养家。我不想再让咱们领救济了。你懂，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赚钱养家的需要于不顾，竟然抽出时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城，上波斯语课。每个星期二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都要坐进波斯语教室，如同一条奋力游向上游的鱼，逆向运笔，跟我自己的手较劲，从右向左写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语课，他拒绝了。他说我日后一定感激他给我的这份礼物。他说，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么语言就是钥匙，不仅开得了大门，里面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开。没这个，他说，你就到处飘吧，找不着体面的家，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⑦，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⑧。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