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第6/11页)
公元2000年:东京,26 400 000人,250分。中国最大的城市为上海,12 900 000人,120.79分。
公元1900年:东京,1 750 000人,16.39分。一些城市历史学家做出了稍低的估计,但是对这一地区的估计数字,意见总体似乎是一致的。估计数字是根据人口普查、纳税申报、食品供应和军事人员等多种官方统计资料做出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大约有1 100 000居民(10.3分)。
公元1800年:北京,1 100 000人,10.3分。对清朝时期北京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据于调运粮食的统计资料,估计结果大相径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北京的人口为300万或200~300万。钱德勒的估计数字似乎与社会历史学家们对清代北京的描述更为相符。
公元1700年:北京,650 000人,6.09分。在遭受1644年残酷的洗劫之后,北京人口急剧下降,到1700年时可能仍未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较高的人口数字。
公元1600年:北京,700 000人,6.55分。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更高的数字,但却没有提供支持这些数字的证据。
公元1500年:北京,678 000人,6.35分。莫特(Mote)估计16~17世纪南京和北京的人口都在大约100万左右,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既因为这个数字太高了(北京可能直到18世纪晚期,人口才达到100万),也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自1421年北京取代南京成为国都以来,南京人口下降了大约50%,这是莫特在别处也承认了的。贝洛赫也同意较低的估计数字,他认为1600年时北京至少有600 000人。
公元1400年:南京,500 000人,4.68分。莫特说他认为南京的人口大约有100万人,但根据他本人粗略的计算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是400 000~500 000人。
公元1300年:杭州,800 000人,7.5分。贝洛赫认为1300年左右另有4个中国城市人口在200 000~500 000人,而杭州“可能要大得多”。然而,他根据稻米的消费量计算而来的数字更准确地指向了800 000人,同时,伊懋可通过稻米消费量计算出的数字为600 000~700 000人。饶济凡(Rozman)也认为12~13世纪杭州的人口在500 000人以上,甚至可能高达100万人。库恩(Kuhn)和克里斯蒂安也倾向于100万人,施坚雅(Skinner)认为是120万人。我为1200年选择较高的数字:大约100万;为1300年选择较低的数字:800 000人。到1300年时,中国整体人口都减少了。当马可·波罗于13世纪晚期访问杭州时,该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马可·波罗言语间暗示的数字(500万~700万)肯定是高得离谱了。马可·波罗恐怕根本不可能知道杭州的人口数,只需想想该城比他那个时代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都大得多即可。
公元1200年:杭州,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3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钱德勒和贝洛赫都认为开封较小(他俩分别认为开封的人口为400 000人和400 000~450 000人),但这似乎与当时文献对该城市的描述不符。不确定因素似乎很大程度上来自哪些区域应算作“城市”这个问题。新城建于955年,有长27千米的城墙(962年又延长了3.3千米),在旧城46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5个行政区,但在公元1000年之前,该城人口就已经在向城墙之外发展了。到1021年时,14个新的城外大行政区得到了承认。官方统计资料称,980年左右开封辖区共有890 000人定居,1103年时增加到130万人,城市某些部分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公顷500人。如果我们只计算城墙内的人口,那么钱德勒和贝洛赫的估计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计算全部人口,莫特、施坚雅和库恩选择的官方数字,看来就是合理的了。我倾向于后者,但考虑到资料的模糊性,我索性做一个粗略的估计:100万人。按照官方数字,1100年时,杭州可能有80万~100万人。
公元10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100年”一段。
公元900年:长安,750 000人,(我的估计)7分。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对公元900年左右的长安人口发表意见。9世纪70年代末,黄巢曾反复洗劫过这座城市,并于880年和883年将其彻底焚毁,其人口锐减也就毫不奇怪了。在9世纪70年代末之前,长安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贝恩(Benn)认为其人口达到了200万人,库恩认为“在100万人以上”,但即使已经开凿了大运河,也很难看出怎么可能运输那么多谷物到长安,来供养贝恩提出的那么多人口。施坚雅认为中唐时期长安可能有大约100万人,似乎更为可信,我认为这个数字适用于公元800年和700年。包围了30多平方英里[3]的城墙内无疑能容下100万人,但200万人恐怕不大可能,人口密度实在太大了。不过,自9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是怎样骤降的,也不大清楚。原始资料称当皇帝唐僖宗于885年回到长安时,该城已被彻底毁灭,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因为该王朝又在那里维系了20年,直到904年军阀朱温下令将所有仍存在的建筑摧毁。直到那一年之前,长安仍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不过,即使这个猜想是错误的,公元900年时东方的社会组织/城市规模的分数仍然很高,因为洛阳那时可能也有500 000~750 000人。武则天于7世纪晚期移居洛阳时,可能有100 000多户家庭随之迁移。贝恩认为洛阳的人口高达100万人。不过,饶济凡提出的数字是500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