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2/10页）

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伊朗的情况同样令人不安。英国和俄国的代理人竞相争夺对波斯和阿富汗王室的影响，他们交替地补给军队或派遣远征军入侵该地区。当地统治者几乎无法摆脱充当一个又一个外国保护者傀儡的命运。

当然，亚洲所有帝国的虚弱并不完全是因为西方优越的军事和经济的压力。西方的存在对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已经极其严峻之时，这些帝国同时又遭受着可以说完全是传统的灾难。日本的幕府也失去了起初德川统治者那种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当时在亚洲的西方人通常数量很少，即使在印度也是如此。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人以一队炮舰或一支哥萨克骑兵就能轻易地在亚洲大帝国中执行遥远的欧洲政府的意愿，而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内部衰落而非欧洲自身的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满族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大多数被统治者人民的眼中都是外来者。这让当权者感到任何一个呼吁组建民族和文化的团体都是极其危险的。这些组建团体的呼吁将会明显地危及到统治他们自己的各种外国统治者。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可以动员全体人民抵抗西方侵犯。因此，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权都无力掀起对西方人有效的大规模抵抗。而在统治者和人民系同一民族的地区，如日本和阿富汗等却对西方的压迫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反抗，这本身也说明了（正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为保卫民族独立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震动大部分中国和部分印度、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人口过剩所引起的。在1760～1850年间几乎所有文明世界地区的农民人口开始连年持续增长。土地经过一代代人的划分和再划分，迟早会小得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农民债台高筑和处于半饥饿状态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且可以发生的政治暴乱足以让帝国元气大伤。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只有历经造成成千上万人口死亡的那个灾难性的过程之后，那些引起奇异的危险状况才开始消失。当战争、疾病和饥饿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时，幸存者才能够找到足够让他们得以生存的土地。在中国被破坏的各个地区尤为明显，革命的动力被扑灭，帝国政府最后的胜利（1864年）来得极其容易。在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地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可以发现同样残酷的现实，那里的人口压力引起了叛乱，而叛乱被残酷地镇压，直到这一过程再次出现时整整损失了一代人。

西方人口也迅速增长，但在大部分西方地区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和（或者）向不断扩大的定居地区迁徙使西方国家保持了一种稳定的人口增长，而这种人口增长为西欧带来的是一种人力资源，而不是衰落。除日本以外，亚洲社会对这一潮流毫无反应。由于传统的手工业贸易尤其是与纺织业制造有联系的手工业无法与西方的机器制品相竞争，所以亚洲的城市就遭遇了经济危机。城市和市镇沉重地承载着许多无依无靠的手工业者，再也无法吸收来自于人满为患的乡村的移民加入到城市的经济生产活动中。但是在亚洲农村的移民还是向往着城市。数百万先前在家乡没有谋生手段的、遭受贫困的农民移居到市镇和城市中。他们或者死掉，或者通过打短工、提供少量劳务、乞讨或偷窃等竭力维持悲惨的生活。即便是受到长期的雇佣，得到的工资也很少。很明显数目巨大的城市贫民阶层整体上往往成为一个极度不满、悲愤和政治上充满危险的群体。

亚洲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虚弱稍微与西方所展现的状况有所联系。这种颠覆传统社会关系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对被改变分布和特点的一种疾病的反应，而疾病的这种变化是由长距离的密切联系所引起的，同样也是在16世纪由欧洲航海探索所引发的结果。此外，重炮首次让中央政权能够轻易地战胜地方反叛者，因为那些反叛者再也无法躲在防御工事后来躲避射程很远的重炮，此时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治组织都获得了重炮的帮助。重炮的传播和早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从1500年以来西方探险家和商人所开辟的海上交往。亚洲的不幸或许是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达到全盛时期的两三个世纪后长期遭受着官僚性帝国政权的病症：腐败、不公平的税收、僵化的体制和政府要员的极度平庸、愚昧，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西方对亚洲的压迫达到新的、剧烈的程度，这些帝国的病症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影响的确是近来才发生的，并且相对比较肤浅。从19世纪中期以来，当所有伟大的亚洲文明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装备再也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五代人的时间。起初仅有少数的亚洲人直接受到了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印度和50年代以前的中国等亚洲文明，其众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日本和穆斯林国家中，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崩溃开始得较早，但是整个亚洲的大多数人则是在随后的两三代人中才感受到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影响。这段时间在人口众多的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极其短暂。所以，认为这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的（生活）关系或方式已经出现于1850年以后的文化冲突中，是极其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