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3/10页)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19世纪中期,伊斯兰文明继承人面临的困境极其明确,那就是如何在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情况下塑造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时,伊斯兰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种方式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性,同时又摆脱让人无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兰律法,这种律法在漫长的历史里确立并支配了伊斯兰文明的统一。
迄今为止(1978年),唯一获得很多支持的反应就是借用西方语言中的“民族”概念作为建立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将穆斯林分割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却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强大得足以重新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中的骄人地位。同伊斯兰“普世主义”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多的缺点。由于伊斯兰教的导师和传教士们必然会强烈地反对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真主意愿的政权,所以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任何现代的、具有世俗观念的政府都无法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仍然不适合于政府,就像伊斯兰律法一样令人感到别扭,民族主义与现代政府、人们思维习惯的不相容性存在于伊斯兰教所陷入到的极度困境的根源中,而这种困境是在想成功地应对西方人对其传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中形成的。
在守旧毫无希望之时,穆斯林帝国明显衰落了,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无力而迟钝。终究穆斯林还是坚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乐意颠覆穆斯林帝国,并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屈从于异教徒的统治,那么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显现而别无他法。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主张任何变化(如果必须要有变化)都应该更严格的遵守《古兰经》的教义,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严苛的早期伊斯兰教当中。这一主张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地。这种基于伊斯兰教基本的承诺和设想的主张在现实中是难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个体、个人的层面;除了荒芜的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些改革的执行都是由于政治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路线影响了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认真的穆斯林教徒。
当然,有一些信徒持对立的观点。在1839年以后,意味着效仿西方军事、法律、政治模式的改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并且从50年代以后,在日常事务方面开始显现出实际的差别。很多土耳其人的确认可这种应对西方压迫的方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所选择的政策路线同伊斯兰原则相调和。只有真正不再信仰穆罕默德预言的人才能够有意识地倡导效仿一些外国的、非穆斯林的方式。结果造成了奥斯曼社会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们经常成为(或常被认为是)西方外交官的傀儡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而且恢复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他努力激发穆斯林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他的尝试未能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尔·哈米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军官希望分享权力。在1908年,就是这个年轻军官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几乎所有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胜利者瓜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命运陷入了低谷。在这场决定性的灾难到来之前,随着巴尔干地区新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殖民政权在非洲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在巴尔干和非洲的西部领地都被剥夺了。东方的伊斯兰教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在菲律宾南部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印度西北边界的英国人、中亚的俄国人都包围了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接受耻辱的统治。从此仅有贯穿于历史上的伊斯兰中心、位于这一狭长地带的国家尽管衰败但依旧保持着独立,如阿富汗、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却至少预示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复兴。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愤地坚决反对胜利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在一个果断的将军、充满魅力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成功地保卫了家乡安那托利亚,并且在1923年迫使欧洲列强承认了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在热血的战争中所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是世俗化、民族化的,同时对反对以个人财产和权利为代价来无限制的扩大政府权威的自由(道德)准则全然漠视。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离)、把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已不可救药的城市迁到安卡拉以及强制地改变社会风俗习惯(例如妇女揭开面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活方式。这些方案都进行过积极的、有效的宣传,而这些宣传试图培养土耳其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呼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支持这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