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6/10页）

出身高级种姓的吠舍阶层的莫罕达斯·甘地也尝试克服对“贱民”和其他低种姓群体这种印度人传统的歧视。但是他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发动印度教徒反抗英国那样的成功。他效仿印度圣人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止一次地以绝食行动迫使英国统治者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他将传统而与众不同的印度领导模式与他对很多现代通讯系统对英国对手政治和心理态度影响了如指掌的精通结合起来。这一新一旧、印度和英国手段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独立。

另一方面，随着甘地及其追随者动员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团结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周围，这就让印度的穆斯林感到不快。以盛行的甘地原则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将使印度的穆斯林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宗教派别。几乎没有穆斯林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穆斯林联盟（1905年成立）提出建立巴基斯坦这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目标时，几乎所有印度穆斯林都加入了这一阵线。结果就导致在穆斯林和带有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

建立在这种直接或排他的（尽管甘地运动并不是这样）宗教基础上的印度式社会内部中，显然只要甘地倡导古代印度式的领导模式就会产生与之敌对的穆斯林运动。于是，在1947年实现独立时却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尽管实际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不愿看到印度的分裂。

中国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跨越几十个世纪，并且不断取得辉煌成就，这就让中国的官员们很难相信野蛮的外国人具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借助外国军事专家的帮助来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才有极少数官员敢于或忧虑地正视中国衰弱的教训。改革者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陆军和海军的基础的努力很快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保守的反对派，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以及在真正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任何举动面前表现出畏缩。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规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未着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军事耻辱。1860年为报复中国关押外交官，英法联军竟然占领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同年面临巨大压力的帝国政府将黑龙江以北领土割让给俄国，显然这让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新出海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885年）和英国控制了缅甸（1886年）等地区是对被中国帝国政府历来视为进贡的附属国的剥夺。这些失败后果极其糟糕。另外，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1863年）、邮政部门（1896年）和准许外国人建设铁路（始于1888年）似乎标志着中国统治权的最终崩溃。但是迅速刺痛中国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带来的耻辱，而是日本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胜利（1894～1895年）。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距离较近，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击败了中国军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获得了巨额赔款。

显然日本也加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同时开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国扩张。1896年后朝鲜成为俄国和日本争执的焦点，在1904年两个敌对的帝国列强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日本轻而易举地战胜俄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后和平条约的规定将朝鲜全部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废黜了朝鲜最后一个国王并最终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成功装备出远胜于中国和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即使对最保守的官员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然而，解决中国虚弱问题的努力仍未见成效，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敌对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代理人为了寻求特权和其他利益开始渗透到中国官方。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清政府对外国人的让步是在可耻地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以推翻满洲王朝并建立真正汉人的、想必是更加爱国的政府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开始广泛发展。当皇帝尝试的一些激进改革（1898年）刚开始就被一些担心丧失特权的满族大臣扼杀时，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对中国懦弱无能的另外一种激进的反应以强烈排外的半公开组织的形式出现。西方人称其成员为“拳民”，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练习义和拳。当这些拳民攻击传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国人时，西方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00年），并且以中国同意赔付这些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方式签订了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