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7/10页）

中国帝国政府遭遇的种种失败使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失去了信任，当1911年革命运动爆发时，几乎无人再支持这个王朝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建立了（1912年）。但事实上由谁来掌握新政权却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日本试图利用欧洲忙于战争的机会来扩大在华特权（“二十一条”，1915年）时，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中国却对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同时美国开始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势才逐渐明朗。

直到此时，日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不断加强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对卷土重来出现于远东的俄国，在此情况下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俄国西伯利亚和沿海区域的行政机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打乱，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针对太平洋地区签订一系列条约的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平衡，这类似于1918～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针对欧洲所制定的条约。

尽管外国的外交干涉暂时阻碍了日本在华夺取特权的企图，但是中国内部动乱仍让中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国家对抗的军阀在许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义上的控制。宪政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无论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清朝皇帝退位之前还是之后，政府体制的改革起初没有引起根本变化。省市中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极大削弱了官方主动性的地位。而不断升级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经济渗透。铁路沿线地区的暴动造成铁路无法运行，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采矿业也只是零星生产，很显然这些设施远没有发挥在国内和平时期促进西化的效应。此外，平民暴力行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国人实际管理的租界以外抵制外国的投资，而这种行为往往完全保护了整个中国内地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由于土地短缺、债务和高租税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造成国内的混乱。之前的中国王朝就是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一个一个灭亡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完全传统的王朝衰落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开始接受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国内部爆发的革命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自从1905年作为一种招募帝国官僚方式的古代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几乎一致地转而反对儒家传统。早年苦读儒家经典的学生都转而进入了西式学校。有些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他的留学到美国或欧洲。中国的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新式的世俗学校也建立起来。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狂热地信奉西方的知识。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在1911～1949年间国民党为统治中国先后反对地方军阀、日本傀儡和与之敌对的共产主义。最初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遭受意见分歧和组织混乱等问题。1923年苏联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者到达广州并开始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军事能力的革命政党，之后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不久，国民党的领导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很快就同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当他决定打击与之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时与苏联顾问最终决裂。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通过退缩到农村地区得以保存，并在农村组织农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即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了对大部分中国的统治（1928年），他们仍无法消灭共产党这个对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偶发性的内战仍不断地蹂躏着中国。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继而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因此，当日本战败（1945年）并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一强大的对手。曾在日本侵略期间关系得到缓和的中国两大敌对政治力量间公开决裂，并在战后重燃战火。1949年战争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儒家传统的崩溃和遭到批判为激进的思想和文学变革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中国人急切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动荡时常让技术的进步极其困难。胡适（1962年逝世）首倡文学语言的彻底简化（白话文），让文学表达接近于大众语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白话文”（1917年）刚一提出时就被迅速接受，继而涌现出了大量旨在使中国能够接触到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闻作品。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严重贫困之中，但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才被关注、才真正地接触到新思想和技术，而这都烙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非国民党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