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第5/7页）

这些困阨并没有压倒孔子的自信心。当在宋遇难时，他说：“天生德于我，桓魋其奈我何！”当在匡遇难时，他说：“文王死了以后，文教不在这里吗？难道天要废弃这些文教吗？难道后来的人不得承受这些文教吗？天没有废弃这些文教的，匡人其奈我何！”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过不少隐者的讥讽。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两个并耕的农人问渡头的所在。甲说：“在车上执辔的是谁？”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鲁孔丘么？”“是的。”甲说：“这人便知道渡头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请问。乙道：“您是谁？”子路答：“是仲由。”“是鲁孔丘的徒弟么？”“是的。”“满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谁能改变它呢？而且您与其跟随到处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随避世的隐士呢？”乙说完了，不断的覆种。子路回去告诉孔子。孔子说：“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却和谁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变它了。”

但政治方面的否塞使得孔子救世热情终于不得不转换方向。当他最后由蔡回到陈的时候，他叹道：“归罢！归罢！我们这班天真烂漫的小子，好比织成了文彩斐然的锦，却不知道怎样剪裁。”这时他已隐然有以教育终余生的意思了。这时他确已老了，他已六十八岁了，虽然他一向总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五节孔子与教育

孔子最大的抱负虽在政治，他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好几方面的开创者。这几方面，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后世的“馨香尸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师儒是贵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无类”，这就是说，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说过，从具“束脩”（十吊腊肉）来做贽见礼的起，他没有不加以训诲。这件事看来很平常，在当时实是一大革命。这是学术平民化的造端，这是“布衣卿相”的局面的引子。至于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作政治的活动，这也是后来战国“游说”的风气的创始。

第二，孔子以个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帮的人才，他的门下成了至少鲁国人才的总汇；他自卫返鲁后，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时，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这样一个知识的领袖不独没有前例，在后世也是罕见的。传说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这虽然近夸张，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迹见于记载的共二十五人。现在仅计他自己所列举跟他在陈蔡之间捱饿的弟子：以德行见长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见长的有宰我、子贡；以政治见长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学见长的有子游、子夏。这些人当中颜渊最聪明，最好学，最为孔子所叹赏，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废疾早死，无所表现；其余都是一时的俊杰。闵子骞曾被季氏召为费宰而坚决辞却。仲弓做过季氏家宰。宰我受过哀公的咨询，在政府里当是有职的。子贡、冉有皆先孔子归鲁。子贡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吴人，一次和齐人折冲，都不辱命。冉有做过季氏的家宰，于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前），当齐人大举侵鲁，鲁当局守着不抵抗主义的时候，激动季氏出兵。冉有并且用茅陷阵，大败齐军。子路为季氏主持“堕三都”及他后来留仕在卫，死孔悝之难，前面均已表过。前481年，小邾（鲁的南邻之一）的一位大夫挟邑投奔鲁国，要子路作保证，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卫国来求子路，说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国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话，你当不以为辱吧？”路答道：“假如鲁国和小邾开战，我不问因由，死在敌人的城下也可以。现在依从一个叛臣的话，便是认他为义，我可不能。”子游做过鲁国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里，听得民间一片弦歌声，因此和他开过“割鸡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过晋大夫魏成子（即后日魏文侯）的老师。因为孔子弟子多是当时的闻人，他们又多有“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的信念；凭他们的宣扬，孔子便在上层社会里永远传下很大的声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艺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教训生徒；他的教训，经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载下来叫做《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

孔门传授的技艺，不外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学习的《礼》、《乐》、《诗》、《书》。其中《礼》和《诗》尤其是孔子所常讲，弟子所必修的。

所谓礼有两方面，一是贵族交际中的礼貌和仪节；二是贵族的冠、婚、丧、祭等等典礼。当时所谓儒者就是靠襄助这些典礼，传授这些仪文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们所学习的礼当然包括这两方面。礼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但每一种礼节原要表示一种感情。感情乃是“礼之本”。无本的礼，只是虚伪，那是孔子所深恶的。他把礼之本看得比礼文还重。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又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原是对于讲究排场拘牵仪式的鲁人的一剂对症药。可惜他的弟子和后来的儒家很少领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