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第10/22页）

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

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

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

专此，敬颂

在另一个世界安宁

马勇

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

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

（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

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

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