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第9/22页）

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

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

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

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

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

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