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第18/22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君宪主义危机
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
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