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第20/22页）

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

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

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民国四公子

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