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回地圆说及其入华

古希腊的地理学是建立在大地球形的基础之上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对大地球形说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球形是对称的、完美的，由于压力大地的组成块体将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大地压成球形。他指出在月食时，地球的阴影是圆形的。此外当观察点向南或向北移动相当距离后，会发现北极星出地高度有所变化。这些都证明大地是球形的。

希腊学者厄拉多塞内斯（Eratosthenes，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至前2世纪初）发现在夏至这一天正午时分，太阳恰好直射进塞恩（即今埃及阿斯旺）的一口井底，而在其之北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这一天正午时分测得太阳在天顶的仰角为圆周的l/50，即7度20分；而塞恩与阿斯旺两城的纬度差也恰为7度20分。于是厄拉多塞内斯断言，地球的周长相当于塞恩与亚历山大之间距离（5千希腊里）的50倍，即25万希腊里，相当于今39600公里。厄拉多塞内斯的天才方法所测得的地球周长，达到了相当高的精确度。

大食人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许多学者努力学习并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也为阿拉伯、波斯学者所接受，成为穆斯林科学的一部分。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西征将蒙古国的疆域推至西亚，大批回回知识分子以一技之长成为蒙古贵族的僚属，随军来到汉地。元代最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是不花剌（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札马剌丁（Jamal al-Din），他除了在汉地进行星历科学研究以外，还倡导并参与了编绘包括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元政府直辖地在内的整个元帝国地图的工作，是一位对促进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的生平在汉籍中零星地保存在《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监》、《元秘书监志》和许有壬《至正集》中。

蒙古人征服西亚诸国后，极大地开阔了中原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注：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385页。）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后，绘制元帝国全图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札马剌丁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上奏：“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以为书以明一统。”札马剌丁计划在这部书中包括一幅元朝全图，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元秘书监中原先就收有汉人传统的舆图四五十余种，又加上回回地区，即中亚、西亚异域图籍，确有条件绘制一幅从“日出处”（东方）直至“日没处”（西方）的地图。

汉族传统上是采用方格法画图，回回人使用圆形地图，并接受了古希腊人的大地为球形的概念，双方差异很大，要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特别是纳入中国传统的方格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札马剌丁的地图没有传下来，但从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录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许多地名可以推测此图的规模。

《经世大典图》系一种方格图，按中国传统式样计里成方绘成。其方向与今日地图亦不同。现代地图之西北方，为《经世大典图》之南方；而现代地图之东南方，则为《经世大典图》之北方。换句话说，其方向与今日地图相较，逆时针旋转了约135度。其图东起沙州界，沙州之西的塔失八里（按，Tašbalïq，突厥语“石城”，即元代塔失所在地）和柯模里（Qamul，哈密立，今之哈密）绘在元朝境内，察合台汗国在此图中称为“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伊利汗国称为“不赛因所封地，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钦察汗国则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注：从其中成吉思汗称为“太祖”，可知原图必为元代所绘。而“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意即撒麻耳干帖木儿驸马之祖。此句必为明人所加。不赛因为旭烈兀后裔，帖木儿并非成吉思汗后裔，故不赛因不是帖木儿之祖。）

全图东起河西走廊之沙州，北至锡尔河下游之毡的和伏尔加河中、下游之不里阿耳（Bulghar），西北至阿罗思（Russ，即俄罗斯的蒙古语读音Orus的音译），西至的迷失吉（Dimashq，即大马士革）和迷思耳（Misr，即埃及），西南至八哈剌因（今波斯湾之巴林），南至天竺。共计包括了今中国西北，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国，俄罗斯，高加索诸国，伊朗，伊拉克，埃及，波斯湾诸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这幅图覆盖地理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制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随着元代中、西交通的扩展，中国人地理知识的飞速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