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
战国末到西汉初是中原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中原骑兵照搬了游牧族的“骑射”战术，同时结合中原以步兵为主力的特点，由骑兵承担侦察、警戒、破袭软目标等辅助性任务，形成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格局。但在西汉对匈奴的远征中，汉军步兵难以派上用场，只能以骑兵为主力。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由此开始了骑兵战术的重大转型。
常彧已注意到，汉代画像石中有冲击、骑射两种职能的骑兵并存，他结合西方战史研究了两种骑兵的特点。[1]但对于汉代骑兵究竟何时及为何采取新型的冲击战术，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本章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节 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从战国到汉初的战争主体都是中原政权，作战双方的兵种、战术手段、作战思想、后勤保障和战争动员形式都基本相同。本书将这种战争统称为“同态战争”，此时“同态战争”的基本特点是：
（一）兵种战术方面：以步兵为主力、车骑兵为辅助；
（二）后勤与动员方面：在后方向编户农民征收粮赋，转运到前线维持战争；
（三）作战思想方面：彻底消灭敌方兵力、统帅及政权，占有其土地和民众。
《六韬》全书反映的正是这种同态战争模式。西汉建立后，中原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这种“同态战争”趋于消失。但几乎同时，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时蒙恬北征占领河南地（河套地区），导致当时的匈奴族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后又乘秦末战乱、边防内敛之机南迁到河套内。其时正当刘邦项羽战争方酣，中原无暇北顾，头曼之子冒顿杀父夺权，四出征伐，迅速控制了从辽东绵延到河西、西域的广大地域，中原周边的游牧族、半游牧族如东胡、林胡、楼烦、白羊、西戎等都融汇到匈奴人当中，个别民族如大月氏、乌孙则被迫迁徙远遁。这是中国北方草原的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族王朝，几乎与刘邦汉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与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识以战争为开端。汉朝的开创者们能参照的，还是战国末期、秦王朝对游牧族攘外开边、分而治之的局面；冒顿单于靠骑射吞并诸多游牧族之后，也在想用同样的方式占领汉地。
双方间首次大战由韩王信叛汉投靠匈奴引发。首先，匈奴骑兵在晋阳城下与灌婴、公孙贺率领的汉车骑部队遭遇，在汾河谷地遭受了一系列挫败，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游牧族传统的佯败和诱敌深入战术）。刘邦率车骑兵快速追击到平城，却被匈奴骑兵主力围困在白登山长达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贸然进攻，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手段罢兵。此战之中，匈奴骑兵极大的机动性和不可捉摸性，给汉军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敌一旦撤退就难以捕捉；汉军正在追击搜寻之际，敌主力却突然出现实施合围。另外，代北严寒的冬天汉军也难以适应，追击过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冻掉了手指、脚趾。[2]
但对匈奴来说，汉军也是一个全新的、棘手的敌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刘邦汉朝的角度，认为白登被围、断粮七天已经是不可忍受的挫败，却未能从匈奴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在已经合围汉军的情况下，为何不能顺势将其全歼？答案可能在于汉军习惯的密集步兵战术：即使刘邦身边的汉军大多是车骑部队，但面临匈奴合围时，他们也会采用步兵扎营、构筑壁垒的做法防范敌军突击，用阵地战抵消敌骑兵的机动优势。习惯于马上射箭的匈奴骑兵无法强攻汉军的壁垒，加之汉步兵主力正在赶来救援。擅长骑兵侦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汉援军的动向，所以冒顿单于最终决定放刘邦等与其主力汇合，实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对匈奴骑兵来说，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是看得见、追得上、围得住，但就是咬不动、吃不下。双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异态战争”，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在战术层面，中原的军事家对于匈奴“非正规”的骑兵游击战术并不陌生，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已是学习游牧族战术。刘邦等汉初君臣面临的新问题，是冒顿单于刚刚建立了大一统的草原帝国，以往各游牧族互相劫掠混战的力量被整合起来，对中原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要理解这一威胁，就不能只看到来自草原的胡人骑兵，还要深入了解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营游牧和狩猎以维持生计，“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3]，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所以草原地区虽然地广人稀，总人口比农业地区少得多，但冒顿的匈奴帝国仍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4]。在刘邦的白登之围中，冒顿甚至集中了四十万骑兵。但在这种“全民皆兵”盛况的另一面是，匈奴人并不能一直维持这样庞大的战斗力。庄稼生长规律造成了农业社会季节性的农忙、农闲生产周期。草原畜牧业也有自身的季节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马、牛、羊等各种牲畜集中产仔的季节，此时牧户都忙于为生产中的母畜接羔，还要将畜群从越冬地赶往春夏季牧场，让刚刚经历过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这时多数牧民劳动力都要在牧场劳作，无法从军形成战斗力。只有到秋季之后，牲畜已经吃得肥壮，幼畜也基本长大，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牧场中脱身，集中起来听从首领召唤。所以匈奴人举兵的季节都在秋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5]参加正月和五月集会的都是“诸长”即部族首领，但秋天的大会就是所有牧户都参加的盛大节日了。《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从这时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草原帝国处在动员程度最高、对外威胁最强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