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桓温对前燕的北伐（第2/6页）

到西晋末战乱时期，青州刺史苟晞和控制朝廷的东海王司马越交恶，遂进军占领汴河边的仓垣城，掐断了东南方到京师的漕运干线，使洛阳陷入饥荒，最终迫使司马越带主力禁军离开洛阳，到豫州地区就食。[4]此举也说明在西晋一朝，泗水—汴水航道始终是东南江、淮流域粮赋进入洛阳的最重要通道。

另一条沟通黄淮的通道，即从彭城继续溯泗水而上，王鑫义先生称之为“泗黄漕路”，王鑫义先生所举关于这条航道的最早记载，是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羡北伐前燕，“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5]。但这条航道在东晋之前，特别是在西晋统一时代是否存在？通过《水经注》等文献可以发现，在泗水上游的高平郡（国）湖陆县，一条“荷水”（又称南济水）向西沟通泗水与济水。溯济水向西，可以驶入汴水上游，再从石门水口进入黄河。这是因为济水和汴水在上游同源，都出自黄河的石门水口。[6]

史念海先生认为：“菏水本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水道，也就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7]这条经由荷水—济水进入黄河的航道虽如此古老，但在汉魏文献中极少有记载。其原因可能是：以汴水为骨干的航运格局，是以洛阳为中心的统一时代的产物。当时东南去往洛阳的漕船都自彭城进入汴水航道，这比经荷水航道便捷；而冀、青、兖州的粮赋则溯黄河干流运往洛阳，导致荷水—济水航道利用价值降低。当然，在统一时代，荷水—济水航道也并非全无利用价值。因为汶水亦注入济水，兖州的中心区（即泗水上游、汶水流域诸郡县）使用这条航道进入洛阳较为便捷。西晋末青州刺史苟晞被起事武装击败后，“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8]，高平邸阁（粮仓）储存的粮食，当从荷水—济水送入洛阳最为方便。如果运船顺泗水到彭城，再经汴水送往洛阳，就比较迂远了。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荷水汇入济水之处，继续向下游行驶，过巨野泽到达东阿一带时，济水与黄河干流之间距离很近。369年桓温伐前燕至济水，就是从这里的四渎口进入黄河的。那么在此前的汉晋承平时代，这段黄河与济水间是否有航道沟通？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水经注·河水》则云：

河水又东北流，迳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也……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故济渎也。

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9]

此处的清水即济水北段。因为济水在流出巨野泽之后，经过沉淀作用，水流已经较为澄清。到四渎口一带再次与黄河水合流之后，清浊对比格外明显，故被称为清水。四渎口这段沟通河、济的河道，又被称为“孟津河”（与黄河的盟津段重名，但非一地），《水经注·河水》称其“迳九里”，即九里长，《济水》卷则称有十里长，[10]两说基本近似。“四渎祠”则因为这里能够辗转沟通江、淮、济、河而得名，从祠的存在来看，这条航道应在桓温、荀羡之前已经有了。因为郦道元生活的520年代和桓温北伐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如果从桓温时才初次开通四渎口，则未必能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形成民俗特征的“四渎祠”崇拜。另外，从两汉至西晋的数百年承平岁月，济水和黄河都是重要航道，两水在四渎口相沟通的渠道仅九里长，[11]这种工程在汉魏晋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完成。

第二节 晋军北伐中的黄—淮航道

352—354年，戴施利用汴水进入洛阳和河北

自从中原刘石起兵、晋朝迁播江南之后，洛阳不再是都城和漕运中心，河南淮北地区成为南北方拉锯争夺的战场。320年代，石氏后赵逐渐占领淮河以北。到350年代，石赵王朝因内乱崩溃，黄河以南的驻军将领纷纷投降东晋。晋军乘机北上，在从淮河向黄河推进的过程中，需借助沟通黄淮间的航道进行运输。

永和八年（352年），晋豫州刺史谢尚的部属戴施进驻汴水沿线重镇仓垣。此年夏秋，邺城中的冉闵之子冉智受到羯胡、慕容鲜卑的联合攻击，被迫向东晋求援，戴施所部遂从仓垣进至黄河，并在河北的枋头登陆进入邺城。八月，戴施部在慕容鲜卑攻击之下撤出邺城，但带出了传国玉玺。史书对戴施所部的记载过于简单，但通过其352年的行程可推测，这支部队最初是从彭城沿汴水推进至仓垣，又以舟师入黄河，登陆河北。这说明当时的汴水航道全线都可通航。永和八年冬，掌握东晋朝政的殷浩再次宣称北伐，“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12]，也是要优先控制从仓垣到石门水口之间的汴水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