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桓温对前燕的北伐（第3/6页）

此后十余年内，由于东晋上层人事更替，戴施的上级屡次更迭，但其以石门作为军事据点的格局一直未变。戴施曾进驻洛阳。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冉闵降将周成举兵反，自宛陵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13]。据《水经注》，鲔渚在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附近。[14]这也说明晋军在河南地区的驻防体系都依托河道。

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加“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15]。获得了指挥河南战场之权。此时，叛乱武装姚襄再次进至洛阳，与前度叛乱的周成武装联合。桓温遂亲自从襄阳方向进军洛阳，同时部署其他部队进行协调：

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16]

高武应是桓温的荆州旧部，他所据的鲁阳到洛阳并无水路可通。所以这里负责从汴水入黄河航道的还是戴施所部。戴施时任河南太守，属于司州，只有桓温加了都督司州军事之后，才能够指挥他。对于徐州荀羡、豫州谢尚，桓温尚无指挥之权，所以只能“请”其兵参与会战。当然，出于东晋内部政争，荀羡、谢尚不会主动参与桓温的攻势，但可以通过汴水向桓温军队提供军粮。这也是桓温重视汴水航道的最主要原因。这场战役晋军击败姚襄武装，再次光复洛阳，并俘获叛将周成。桓温的这次胜利和他能通过汴水获得徐州的后勤补给有重要关系。

荀羡沟通泗水、济水和黄河

原来不太重要的泗水上游—黄河段航道，此时开始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南军北伐需要使舰队尽快进入黄河，再利用黄河进行东西向机动，并防范北方军队渡河，这种情况下，泗水航道要比汴水便捷。同在永和十二年（356年）春，慕容氏的前燕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向兖州方向扩张，进抵鲁郡之卞县（今曲阜市东）。燕军从这里可以威胁彭城方向以至淮河防线。晋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诸军事荀羡对这支燕军进行了防堵，《晋书·荀羡传》：

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17]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认为“汴城”应为“卞城”，在鲁国卞县，当是。但卞城在东阿的东南方，大概在晋军推进途中，卞城燕军开始向黄河边的东阿撤退。荀羡晋军溯泗水北上追击，行至高平时只能人工开掘河道沟通泗水和济水。光水（洸水）恰好是来自西北方的一条支流，在高平一带注入泗水。[18]从洸水上游向北开掘，便可以连接到汶水，而汶水又是注入济水的。所以，经过对洸水的改造，荀羡的舰队便可以从泗水经洸水、汶水而驶入济水，将东阿燕军逐到黄河北岸。

如前所述，在东阿段济水与黄河相距不远，中间有四渎口相通。而荀羡本传未载其进入黄河，可能当时四渎口已经淤塞。但南方舰船进入东阿段济水之后，再疏通四渎口，进入黄河已是非常便捷了。所以三年之后，晋军水师已经能从泗水驶入黄河：升平三年（359年），燕军再度威胁河南，《晋书·穆帝纪》：“冬十月，慕容儁寇东阿，遣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北中郎将郗昙次高平以击之，王师败绩。”《晋书》的穆帝纪和荀羡本传都未载晋军水师动向，但《宋书》的《五行志》《天文志》却都有明确记载：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月，北中郎将郗昙帅万余人出高平，经略河、兖；又遣将军诸葛悠以舟军入河，败绩。[19]

《宋书》卷二十四《天文志二》作诸葛攸，《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从之。诸葛攸从兖州北上入黄河，必然是从泗水—济水航道而上，这说明到359年沟通黄—济的四渎口已经再度开通。当然，这次战役晋军失败，河济地区被前燕占据。到十余年之后，桓温伐燕时重新借助这条航道。这条由洸水、汶水改造成的南北航道此后便取代了东西向的荷水，成为沟通泗水与济水的新通道。

第三节 桓温伐前燕

356年晋军的北伐成果是暂时的。此时北方的前秦和前燕政权都开始扩张，数年时间内，东晋势力被再次压回淮河一线。而随着桓温在荆州坐大，也希望建立北伐功业，以便压倒东晋内部的竞争者。到369年，桓温发动了对前燕的北伐。

桓温的部署及其以往的教训

在桓温北伐之时，北方的前秦定都长安，核心区为关中；前燕建都邺城，核心区为河北。前燕已基本控制河南和青州（山东半岛）地区，西南方甚至占领了鲁阳，威胁南阳地区。东晋则依托淮河，在北岸仅保留彭城等少数据点。

桓温对进攻前燕的部署是：自己率晋军主力从彭城北上，驱逐兖州方向的燕军，从此前荀羡、诸葛攸开通的泗水—济水航道进入黄河，并渡河攻击燕都邺城；豫州刺史袁真带领西路晋军从寿春（寿阳）北上，解决河南地区的燕军，占领荥阳后疏通石门水口，恢复汴水流量，为进入黄河的桓温主力提供第二条补给通道。[20]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当时汴水上游的石门水口已经被阻塞。此时距离356年戴施从汴水进攻洛阳仅十三年，自然淤积未必这样快，所以很可能是燕军进占河南之后，为了防范晋军北伐而有意阻塞了石门水口。如果没有从石门流入的黄河水，仅凭在河南段的有限流域面积，汴水是无法保证通航水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