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5/10页）

可见簇拥在刘景素周围的有两批人，一批是南徐州刺史京口军府中的军官，一批是朝廷禁军序列中的黄回、高道庆、曹欣之等军官，追随他们的也都是“武人失职不得志者”。476年刘景素的仓促起兵很快被平定。次年，后废帝又诛杀了另一群被怀疑谋反的禁军军官和朝臣，[24]辅政大臣萧道成也几度险些被刘昱杀害。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刘昱遭到了和前废帝刘子业一样的下场—被侍卫刺杀，政权则落到了萧道成手中。

萧道成建齐之后，太子萧赜与萧道成集团中的一些将领不睦。当萧赜即位之后，立即处死了在淮阴时期就追随萧道成的旧将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曾为萧道成击败刘休范、沈攸之立下战功，也被萧赜借机除掉。到齐明帝萧鸾一朝，因为与北魏战事激烈，内部矛盾相对并不明显。萧鸾平生最担心的是萧道成、萧赜子孙，进行了多次诛戮。到萧鸾晚年病危时，又开始担心异姓将帅会威胁自己的继承人，这激起老将王敬则在会稽起兵，但迅速失败。萧鸾死后，年轻的萧宝卷继位，他对将帅们大开杀戒：旧将曹虎被杀；陈显达自江州刺史起兵，旋即兵败身死；豫州刺史裴叔业在惊恐中投降北魏；旧将崔慧景受命攻击裴叔业，但在进军途中倒戈，围攻建康数日后兵败。另一路讨伐裴叔业的萧懿所部驰援京师，击败崔慧景部。但萧宝卷旋即赐死萧懿，又大肆捕杀其家人。此举引发萧衍在雍州起兵，终结了萧宝卷和齐朝的统治。

在宋、齐两代的政治中，这种以残暴杀戮著称的“少主现象”很值得关注。宋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齐东昏侯萧宝卷都是少年即位且血腥残暴，大肆杀戮臣僚，并在短时间内被刺杀或推翻。这也和南朝皇权所处的环境有关：东晋皇权不振，不可能出现残暴的君主；宋齐几位少主又和十六国、北朝那些以残暴著称的君主如赫连勃勃、高洋不太一样：赫连勃勃、高洋的残忍虐杀并没有特定对象，任何朝臣、近侍甚至不相干的百姓都可能遭到屠戮；宋齐三位少帝屠杀的对象则主要指向掌权的大臣，特别是有军事经验的将领。这反映了南朝皇权对军事将领的忌惮，即少帝们本能地意识到武人将领们对自己帝位的威胁，[25]但由于年幼，心智与政治经验尚不完善，所以表现为残忍的和扩大化的屠杀，最终造成其统治解体。这背后的原因，是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再反观北方，暴君并无特定的诛杀对象，也是因为皇权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潜在对手，所以其暴行也没有特定的目标，更接近心理上的扭曲和宣泄。

除了对潜在威胁的诛杀，南朝君主还在探索运用制度化的调兵、选将等机制实现对军事将领的控制。[26]在“元嘉之治”期间，刘义隆成功实现了对将帅武人的控制。但宋军对北魏历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就与刘义隆对将帅牵制太多有关。《宋书·文帝纪》末，沈约对刘义隆的评价是：

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27]

除了贻误战机，这种指挥方式还造成前线将帅缺乏主动进攻精神与应变能力。刘义隆总结最后一次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的失策，认为是将帅懦弱畏战：“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28]实则是他自己对前线干预过多所致。

在萧衍攻灭萧宝卷，建梁称帝之后，充分吸收了宋、齐两代将领（也包括他自己）坐大篡权的教训，有意识地削夺军事将领，特别是那些随同他起兵的武人的权力。萧衍有能力和信心驾驭这些将领，所以他并未采取诛杀策略，只是不让这些人久居边境州镇，改为让他们在建康担任显赫，但无直接兵权的官职，且在不同官职之间频繁调动，使其无法培植私人力量。比如曾随萧衍起兵的将领王茂，在梁朝最初五六年还在地方州镇及前线任职，后调入建康任尚书右仆射、侍中等职务。他感觉作为武人受到冷落，心中颇为不满：

时天下无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29]

另一名元从功臣曹景宗，也对离开军队之后的承平生活颇为厌倦：

（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