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6/10页）

其实梁朝中前期与北魏的战事并不少，完全有这些旧将施展的空间。但萧衍为了便于驾驭，都是命令子侄诸王担任北伐统帅。这些宗王多懦弱且无军事经验，造成梁朝的北伐频频失利。比如505—506年，临川王萧宏指挥的北伐，以及524年豫章王萧综指挥的北伐。前次以萧宏弃师逃命引发惨败，后次则因萧综投降北魏而不了了之。不过，旧将赋闲也确实保障了梁朝数十年的稳定。

总之，皇帝对将领失去控制会导致军人政变，如果控制太严密则会削弱军队战斗力，无法取得对北方战争的胜利。这是南朝的政治结构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节 皇权、将领对士族文化的追求

东晋末年刘裕主导的北伐是南方政权军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后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中，南朝在军事上逐渐转入被动，随着疆域缩小，国力也随之削弱，最终被隋统一。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的原因，除了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尚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缺乏尚武的社会氛围。虽然每个朝代都由军人集团开创，但军事将领们（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进入社会上层之后，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整个社会也呈现重文轻武的趋向，最终造成南朝的积弱与灭亡。

南朝皇室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宋开国皇帝刘裕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人，自幼未曾求学，文化程度很低。他的书法极差，谋士刘穆之只能建议他多写大字，“一字径尺，无嫌”。结果刘裕“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31]。与刘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将领刘毅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刘裕攻灭卢循之后，刘毅曾在庆功宴上作诗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32]

刘毅因战功不如刘裕，只得自命在“风流”方面胜出。这种社会氛围也使得刘裕急需表现出文化修养，但他引经据典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招致不讲情面的僚属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33]

到宋文帝刘义隆一代人，文化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元嘉七年北伐失败，刘义隆曾作诗抒发其悲愤之情：“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34]。刘义隆诸子—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刘骏自命书法高超，当时书法名家王僧虔担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笔书”，得以明哲保身。[35]刘骏还有诗《戏马台梨花赞》传世，[36]戏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称帝后并未到过彭城，所以应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驻防彭城时的作品。刘彧在称帝之前也颇有文史、经学著述，[37]他还自以为擅长围棋，群下投其所好，恭维他棋艺为第三品。[38]

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虽然出身将门，但也颇有文化，本纪称其“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39]。在驻防淮阴时，他担心北魏的攻势和宋明帝的猜忌，曾作《塞客吟》以喻志。[40]齐武帝萧赜也颇有文采，当时北魏使臣李彪数次出使南齐，萧赜与李彪多有诗作唱和，这也是向北朝显示其文化素养。[41]南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喜欢招揽文士，他身边的所谓“竟陵八友”囊括了当时的著名文人沈约、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人，梁朝开国皇帝萧衍亦在其中。[42]梁武帝诸子也多有以文学经史著称者。昭明太子萧统延揽门客编辑《文选》，成为后世文学楷模。[43]继萧统为太子的萧纲（简文帝）在这方面同样出色，他“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44]，本纪及《隋书·经籍志》载其文士经义著作多种。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南朝上层重文轻武之风达到顶点。《颜氏家训》对当时社会风貌有生动刻画：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45]

有讽刺意味的是，萧纲为太子时，还曾编著《马槊谱》，当时以“谱”品鉴琴棋书画之风颇盛，萧纲却是品鉴骑兵武器马槊。此书正文已经亡佚，但序文残章保存在《太平御览》之中，萧纲用富有节律的骈体文咏唱：

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净，青霜旦尽，密雨初晴。纤骊沃若，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镂衢与白刃争晖，翠毦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