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第二十五

林则徐认为英国的战斗力不高，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他还认为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的死命。

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1858年，在商订《中美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国侨民”，被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国代表进一步说明中国侨民人数“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说：“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漂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载有《观美国影戏记》，是一篇最早的中国人影评。影评说：“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做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章开始时附和流行的看法，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江湖大盗”。后来章太炎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将军素以勇敢见称，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言，张见此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为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1913年5月，袁世凯让梁士诒给国民党人传话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做正菜。”廖仲恺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当时人传说，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讥笑这个运动时问：“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须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一次梁漱溟去做客，平教会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