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第二十六

曾国藩晚年，英雄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曾生平心病，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两件大事代之者均是李鸿章。天津教案善后，李继曾任直隶总督，新旧更替，曾国藩对李鸿章说：“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

慈禧曾说：“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女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英为世界最强国，然亦非维多利亚一人之力。英多贤才。各事皆由巴力门（国会）议定，彼唯画诺而已。我国大事，皆予独裁，虽有军机大臣，亦唯赞襄于平时，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誉甚佳，海内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乱，为梦想所不及。综计生平谬误，即此一举。”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过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六十，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民国元年，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题目特别，《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太炎骂了他们所反对的人，第二天他们发表章的言论时，题目改作：《章疯子居然不疯》。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对于乃父的帝制运动，颇不谓然，纵情诗酒，不闻世事，别人谈起帝制的事情来，他总是“掩耳疾行”。其兄克定仍不放心，常对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燃豆萁”的诗句讽刺他，克定大怒，两人吵起来。克文说：“你要做曹丕，难道就不许我做曹植吗？”袁世凯得知后，大骂两人：“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人骂我是篡位的曹操，你们两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吗？有你这两个宝贝儿子这么一闹，我这个名正言顺的曹操，还用来分辩吗？”

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拟入党誓约。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黄兴劝孙：誓约上“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和盖指模一事极为不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当面赞扬孙：“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说：“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鸿铭，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回答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手忙脚乱，难以应付，非常狼狈。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她最后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把我杀了吧！”观众大笑。

1925年12月27日，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再度进入北京。像其他手中有点实力的军阀一样，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杨宇霆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他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后，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说，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得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得意之中，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