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第三十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命开中门及暖阁迎接，而且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回答，张才作罢。朝廷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才能鸣炮开中门相迎。梁启超当时只是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皆因其时已有康、梁柄国的消息，张之洞特预为媚之耳。

左宗棠奉命去镇压新疆叛乱时，恰好哥老会头目（人称大龙头）犯法逃到汉口。左正准备从汉口开往西安，忽见队伍自动集中，排成十几里的长队，说是去欢迎大龙头，非常诧异。不久接两江总督文书，谓有巨匪自汉口逃往西安，着地查办。左摸不到要领，无计可施时，幕僚说：“军中士兵上至将官都是哥老会中人，所谓‘匪首’就是他们的大头目。”并建议：“大帅最好加入哥老会，做大龙头。不然，我们无法到新疆。”左听后便去开山，做起大龙头来，收留会党，这才平安到新疆。新疆因此有哥老会。

康有为在京师创立强学会，朝士集者百数十人。又赴上海设分会，请张之洞列名，张发电报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乃助会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

袁世凯曾说过：“共和为最良好政体，治平之极轨，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永不使帝制再见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辛亥革命后，作为革命对象的皖抚朱家宝(他镇压了熊成基起义)，不但没有被动“一根头发”，反而摇身一变，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宝座。孤云说这些人是：“清廷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则涂面革命。”

民国初，“交通系”实力强大。袁世凯曾向梁士诒说：“财政窘迫如此，交通部总要帮忙才好。”梁回答说：“只须大总统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称：“每月须有四五十万才好。”梁立即爽快答应：“就是五十万可也。”

章太炎看到孙中山在广州护法的事“难就”，就想应云南督军唐继尧之招西行。孙派人劝说：“今人心不固，君旧同志也，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回答说：“此如弈棋，内困则求外解。孙公在广东，局道相逼，未有两眼，仆去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总代表任仆可也。”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民初，冯玉祥驱逐溥仪小朝廷，遗老旧臣们多方求援。载涛之子溥佳对罗振玉等人的表现印象深刻，罗矢口不谈什么借助外力（暗地里与日人联系），两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来京时，总说是没回家就来到北府，向溥仪和王公们报告他在津与段会见的经过。当时溥仪以及王公们对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赞许，他“慷慨激昂”地说：“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尽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罗看成一个“忠贞可嘉”的人物。

张宗昌有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以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著称，人们称其为“药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宋子文等不同意蒋介石追求其妹宋美龄，谭受托劝他说：“儿女婚事当不应多管，何况长妹，徒伤感，且落口实。”宋子文只好归顺蒋介石。

1928年，胡汉民从欧洲回国，提出“成立五院实行法治”的主张，以便再度与蒋介石合作。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他的口头禅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他做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喜怒无常，他毫无怨色，还对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