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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蒋廷黻的演讲以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蒋的讲词，并且表示同蒋的看法。一个与孙科不和的人攻击蒋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至呈蒋介石核夺，蒋介石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蒋廷黻的文章。

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访问延安，毛泽东向他解释中国与苏联不同。福尔曼问：“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毛答复说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们所说的话，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福尔曼坚持说：“那为什么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的名称呢？”

戴季陶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清末时他名为戴天仇（与满州不共戴天之意），后来改名良弼。跟陈果夫、蒋介石在上海开交易所时，一心发财，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后来说中山先生是继承周公文武孔子的圣人，他自己以贤人自居，故又名传贤。在他的书房里，挂着观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亲像。1949年初，他从南京逃到广州，同于右任同住招待所，于责备他，蒋介石的许多罪恶，他应负责任，因他同蒋是密友，可以无话不说，他对蒋不但不加规劝，反而助纣为虐，使蒋叛党祸国之罪更大。戴因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药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建国后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张群在日本时，有人曾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坦率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沈昌焕深得宋美龄信任，时人戏称沈为宋英文秘书。当沈昌焕的朋友祝贺他就任台湾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时，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这里接电话的。”闻者莞尔。沈接电话颇得宋美龄“欢心”：你说上海话，我答上海话；你英文，我亦英文。应对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