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第8/18页）

鉴于两次大战之间政治斗争路线划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为后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惧之事选择依从。传统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较同意法西斯宣传家的论调，随时可以与之携手，对付共同的头号敌人。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阵营在报界极得好评，甚至到了1930年，也有着相当不错的舆论评价。唯一不给他们好脸色的，只有自由派的左翼文人。英国著名的保守人士，擅长恐怖小说的约翰·巴肯（John Buchan）曾这样写道：“多亏了法西斯主义的大胆实验，否则过去这10年来，政坛人士恐将交白卷，毫无建树可言。”（Graves／Hodge，1941，p.248.）这倒是真的，通常擅写恐怖小说之人，少有为左派思想所动者。希特勒之所以夺权成功，还得感谢传统右派阵营的一臂之力，可是一旦上台，他却过河拆桥，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至于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也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小党派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党派）招纳到门下，因为他领导的阵营，是以右派全体大联合为名，共同对抗1789年及1917年两场革命的幽灵，虽然这两场革命之间有何不同他并不清楚。佛朗哥运气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正式站到希特勒的一边，可是他却派了一支志愿部队“蓝色分队”（Blue Division），前往苏联战区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那一群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而法国的贝当（Pétain）元帅，当然更不是法西斯或纳粹一路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法国被德占领地区当中，世人很难分辨，到底哪些法国人是真正的法西斯及德国走狗，哪些又只是拥护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府的小配角。两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某些法国人的父祖，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Dreyfus，译者注：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因受反犹阴谋陷害而被判叛国罪。事件爆发，法国各界均卷入这场风暴，各政治党派也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攻讦。法国文学家左拉因支持德氏，而被迫离开法国）加入反德雷福斯的一边，不但深恨犹太人，对这个共和国更无好感——维希政府里一些元老，自己当年甚至就干过这桩事——于是在上一辈或本身这类情绪的影响下，糊里糊涂，便染上了倾心“希特勒欧洲”狂热分子的色彩。简单地说，所谓两战之间右派分子“自然”的大联盟成员范围极广，从主张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一直到濒于法西斯病态心理边缘的偏激分子，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但是保守主义及反革命者，力量说起来强大，通常却很少行动。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出世，不啻为他们带来一股蓬勃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保守力量战胜混乱时局的实例。（亲法西斯意大利的那群人，与人辩论时总喜欢拿这件事做例子：“在墨索里尼领导之下，连火车也准时了。”）正如1933年之后，活跃的共产党为群龙无首茫然无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极大的吸引力一般，一时之间，法西斯的成功，宛如为右派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大道。在国社党夺得德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法西斯竟然也叩开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保守派英国政治的大门，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证明这股“实证效果”的强大。英国政坛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皈依法西斯的门下，报界巨子之一的罗瑟米尔子爵（Lord Rothermere），也为法西斯大吹法螺。前者领导的运动，不久即为该国可敬的政坛人士所唾弃，后者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 ），也旋即停止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cists，莫斯利所创）的支持。但是法西斯的思想，居然能够赢得两人的欢心，不可不谓意味深长。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仍被世人视作政治社会稳定的模范。对于这个荣誉，它也当之无愧。

3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右派的呼声之所以甚嚣尘上，总的来看，毫无疑问，是对社会革命以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壮大的反动——事实上，社会革命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壮大也是真实的。就个别而言，右派针对的目标，自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若没有以上这个新势力、新现象的出现，世间也就不会有法西斯的存在了。虽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那些替极端右派思想煽风点火的宣传家，就已经在欧洲多国政坛上野心勃勃地大声疾呼，但是直到1914年以前，他们的行动全部都在相当的控制之下。就这个观点而言，一些法西斯辩护士的看法也许没有错：都是因为先有了列宁，而后才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若要说法西斯本身的野蛮行为无罪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谬论。80年代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就企图为法西斯开脱罪责，他们认为，都是先有俄国革命开了野蛮的先例，才有法西斯受其影响起而模仿（Nolte，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