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你认为，今天世上还有一块可供哲学容身之地吗？

当然。可是，却只能建立在目前科学的知识与成就之上……哲学家们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绝起来，与科学不相往来了。科学，不但已经大大地扩大并改变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8）

气体动力学（gas dynamics）中的标准内容，是该作者担任古根海姆奖金研究员（Guggenheim Fellowship）时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据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业的需要左右。在这样一个架构里，针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予以证实，随之被视为一项重要步骤，因为它可以促成“通过对细微地心引力影响的考虑，造成弹道精确度”的改进。战后物理学的发展，愈来愈集中于这类具有军事应用的领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1

自然科学在20世纪无孔不入，20世纪也对自然科学依赖日深，这两方面都史无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弃自己对天文的学说以来，还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般，对自然科学感到如此不自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正是20世纪史学家必须处理的一大课题。不过在作者冒昧一试之前，对于这个矛盾现象，有几个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两国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人数，全部加起来约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实际从事研究实验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们，据估计在500万名左右。其中有100万人，是在科学头号大国的美国；比此稍高一点的人数，则在欧洲。[1]

虽说科学家的总数，仍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即使发达国家亦然——可是他们的人数，却在继续惊人地增加，在1970年后的20年间，几乎呈倍增之势，连最先进的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学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顶而已。这座冰山，是一股庞大的潜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纪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参见第十章），代表着全球总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学家，越来越通过高级“博士论文”的方式选拔，博士学位便成为进入科学这门行业的必备门票。以80年代为例，任选哪一个西方先进国家，平均每年每百万人口中，便产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学博士（Observatoire，1991）。这一类的国家，也在科学上花了天文数字的投资，而且其款项多来自公共资金——甚至连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某些最昂贵的所谓“大科学”，除了美国，还没有其他任何一国单独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连美国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崭新现象。虽然约九成的科学论文（论文数则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种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实上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却在20世纪宣告终了。大灾难的时期，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暂时得逞的那个年头，已经将科学的重心移向美国，并且从此就由美国长执牛耳。1900—1933年间，美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间，却暴增为77人。其他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实力经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 也成了境外中心、独立的研究重镇。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新西兰和南非，却基于国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学家们纷纷出走外流。与此同时，非欧洲系科学家也迅速崛起，尤以东亚及印度次大陆为首，且增长情况惊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遍数亚洲地区，只有一人得过一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荣衔——印度的物理学家拉曼（C.Raman）于1930年获物理学奖。但自1946年以来，却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当然，光看诺贝尔奖记录不足为凭，明显有低估亚洲的科学振兴之嫌；正如单凭1933年前的得奖名单，也有小觑当时美国的科学进展之虞。不过值此世纪末时，世界上的确也有部分地区，论其科学家的人数，不但实际数字偏低，相对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惊人的是，亚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名下得奖，而非以本籍获此荣衔（事实上在美国得主里，身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为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学家讲的是同一种国际语言，采取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反使他们大多集中于一两处拥有合适设备资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数几个高度发达的富国之内，其中尤以美国为最。当年的大灾难时期，世上的天才智囊为了政治理由纷纷从欧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来，主要却是为了经济原因由贫国改投富国。[3] 这一趋势并不足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总科研开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少得可怜，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