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第17/18页)
[7] 参与实验者依据风险效益,对25项科技进行评估:冰箱、复印机、避孕药、悬索桥、核能发电、电子游戏、诊断用X线、核武器、电脑、疫苗、饮用水加氟、屋顶太阳能接收器、激光、镇静剂、一次成像相机、地热发电、汽车、电影特技、杀虫剂、鸦片麻醉、食物防腐剂、心脏手术、商业航空、遗传科学和风车(Also Wildavsky,1990,pp.41—60)。
[8] 因此纳粹德国虽允许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讲授相对论,却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他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Peierls,1992,p.44)。
[9] “大家可以高枕无忧,因为造物主已经预先设下安全机关,渺小的人造不了太大的反,闯不了天大的祸。”[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930年语。]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项的得主当中,便有20余名,是全部或部分由于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仪器或技术而得奖。
[11] “混沌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发展,与19世纪初期科学界“浪漫”派的崛起有关。这一学派以德国为中心[自然哲学运动(Naturphilosophie)],是针对“古典”机械观而发动,后者则是以英法为发展中心。有趣的是,这门新学问中的两大名家——费根鲍姆(Feigenbaum)与利比查伯(Libchaber)——其灵感来源,则是因阅读歌德(Goethe)两篇大作(Gleick,pp.163,197),一是其强烈反牛顿的《色彩论》,一是其《论植物演变》,后者可以视为反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支(有关自然哲学运动,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
[12] 1924—1928年间发生的物理学革命,是由一群1900—1902年间出生者所发动——海森伯格、泡利(Pauli)、迪拉克、费米(Fermi)、约利埃(Joliot)。至于薛定谔、德布罗意(de Broglie)、玻恩(Max Born)3人,当时也不过30余岁。
[13] 李约瑟后来成为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家。
[14] 科学至上主义一词,于1936年在法国首次出现(Guerlac,1951,pp.93—94)。
[15] 作者还记得,当时一位生化学家友人的窘况(原为反战人士,后转为共产党员),他即在英国有关部门内取得如此一个职位。
[16] 我的朋友马多克斯(John Maddox)则表示,这全看一个人对“发现”一词的定义而定。有关夸克的某些效应,已经被辨认出来,可是却非以“本来面目”单独出现,而是以“成对”或“三个”的方式露面。令物理学家迷惑的问题,并非夸克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它们从不单个存在。
[17] 这种“初逢乍见”的新证据,主要包括:(1)遥远的两块大陆,彼此的海岸曲线却分明“吻合”,尤其是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的东海岸;(2)这些事例的地质成分,也极其类似;(3)地面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状况。20世纪50年代时,一位地质物理学同行即对此全然否定——这是在“板块构造说”大突破即将出现以前不久——作者还记得当时感到的强烈惊讶,他甚至拒绝考虑这种现象有必要加以解释。
[18] 联合国《世界资源报告》(UN World Resources,1986,Table II,pp.319)。
[19] “生态学……也是一项主要的知识学科及工具,赐给我们一个希望:也许人类进化可以予以改变,可以使之转向,走上一条新的路途。如此,人类就不会再对他自己未来所依赖的环境,随便糟蹋了。”
[20] 在生命体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所发生的时空事项,如何可以用物理化学解释?(E.Schrodinger,1944,p.2.)
[21] 它也与实验科学的一种——数学机械变量——“有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其他不能完全量化或试验的生命科学学科里——如动物学和古生物学——它未能引起百分之百热情欢迎的原因吧。参见勒文亭(R.C.Lewontin)所著《进化演变的基因基础)(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22] “从目前已有的资料中,我的一般印象是如此:人类,就具有影响行为的遗传多样性的质度与广度而言,是一种典型的动物物种。如果这种比较不失正确,人类的精神面,已由过去的教条定理简化成可检验的假说。但是在目前美国社会这种政治氛围之下,这番话实在很难启口,在学术界某些部门中,甚至被视为罪无可恕的异端邪说。但是,社会科学若要完全诚实,就需要公允地正视这个观念……科学家应该对遗传性行为的多样化加以研究,总比出于好意,故意同谋沉默为佳。”(Wilson,1977,B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133)以上这段拐弯抹角的谈话,若变成口语就是这个意思:世上有种族,并且由于遗传的缘故,在某些特定方面,种族之间天生就永远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