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第9/9页）

同样，尝试发展19世纪自由主义替代品的西方知识分子，即欢迎尼采和非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人数也不多。他们的代言人只有几十个，而他们的公众基本上是属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一代。除美国之外，这些教育精英还是极少数。1913年时，在比利时和荷兰总数1 300万—1 400万的人口中，只有1.4万名大学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减去芬兰）几乎1 100万的人口中，只有1.14万名大学生。即使是在教育发达的德国，其6 500万人口中，也只有7.7万名大学生。[33] 当新闻记者谈到“1914年的那一代”时，他们所指的通常是坐满一个咖啡桌四周的年轻人，在替他们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群朋友说话，或者是剑桥大学或海德堡大学某些自命为思想潮流领导者的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