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第7/9页）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项转变的线索。它是负面而非正面的，因为它未能以相等的替换物取代一个被视为有条有理、可能包罗万象的科学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理性与直觉是不冲突的。如前所述，理论家本人也感到困扰和迷惑。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不愿意放弃那个合理、因果律和决定论的宇宙，虽然这个宇宙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麻烦。普朗克和列宁同样对马赫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怀有敌意。相反，马赫虽然是19世纪末自然宇宙体系的少数几个怀疑者之一，日后却也对相对论持同样的怀疑态度。[24] 如前所述，数学家的小圈子曾为数学真理是否可以超越形式而发生争执，进而走向分裂。布劳威尔认为，至少自然数字和时间是“真”的。真实的情形是，理论家发现他们正面对着无法化解的矛盾，因为甚至连符号逻辑学家致力克服的那些“疑题”（也就是“矛盾”的委婉说法），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如罗素日后承认的，即使是他和怀特海（Whitehead）辛苦半天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1910—1913年）一书，也未能予以解决。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是退回到新实证主义——它将成为20世纪最有望被大家接受的科学哲学。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实证主义倾向［其代表人物有迪昂（Duhem）、马赫、皮尔森以及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不可以和新科学革命发生以前主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那种实证主义混为一谈。那个实证主义认为它可以找到有条理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即将受到真实理论的挑战，即受到用科学方法发现的自然“事实”的挑战。而这些与神学和形而上学随便臆测判然有别的“可靠”科学，将为法律、政治、道德和宗教提供坚实的基础。简单地说，也就是为人类赖以结合和构筑希望的方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像胡塞尔这样的非科学批评家指出：19世纪下半期，现代人的整体世界观完全由实证科学所决定，并被它们造成的“繁荣”所蒙蔽，这意味着当时的人正冷漠地避开真正与人性有关的决定性问题。[25] 新实证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实证科学本身的概念性缺点上。有些科学理论现在看起来已不够用，它们似乎也被视为“一种语言的束缚和定义的曲解”，[26] 而有些图示的模型（如撞球式原子）又无法令人满意。在面临这样的理论和模型时，他们选择两种互为关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他们提议在不带感情的经验主义乃至唯实论的基础上重建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则主张将科学的基础严格地加以公式化和定理化。如此一来，便可在不影响到科学实际运作的情况下，将人们的诠释从“真实世界”中剥离开来，即剔除掉那些有关内部一致性和命题实用的不同“真理”。如彭加勒所云：科学的理论“既不真也不假”，只是有用而已。

有人指出，19世纪末叶新实证主义的兴起有助于科学革命的产生，因为它容许物理概念在没有先验宇宙观、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干扰下进行转型。不论爱因斯坦对马赫如何推崇，这种说法显然都过分高估了科学哲学家，也过分低估了当时公认的科学普遍危机——新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数学、物理学的再思考，只是这个危机的某些方面而已。如果我们想从历史的脉络中观察这项转型，我们就必须把它视为这项普遍危机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要在这项危机的诸多方面找出一个共同特性，一个程度不等地影响到几乎所有思想活动特性，那么答案必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们全都要面对“进步”始料未及、不可预测和往往无法理解的结果。说得更精确点儿，便是要面对进步所导致的各种矛盾。

我们可以拿“资本的年代”最骄傲的事物来做比喻。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正如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颗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之后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根据外推法，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不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却预言宇宙最后将以冰冻终结，因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悲观主义提供了基础。）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