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第5/9页)
在当时的工业经济中,有许多技术进步。电力可以任意取得,真空排气机和正确的度量仪器也被发明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进步,上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解释中的必要因素,其本身并不是充分的解释。我们必须继续寻找。我们能够借着分析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成见,来了解传统科学的危机吗?
这些成见,显然主宰了社会科学。而且,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与社会和社会问题直接有关的自然科学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也非常重要。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种情形相当明显。在生物学直接和社会人接触的那些领域,以及在所有那些可以和“进化”的概念及达尔文这个越来越政治化的姓名扯得上关系的领域,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很重要。两者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力量。19世纪时,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说多大便有多大。就种族歧视来说,生物学对于理论上主张人类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见的人类不平等,由责备社会转而责备“自然”(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而低下。因此,生物学不仅可能是政治右派的科学,也可能是那些怀疑科学、理性和进步者的科学。很少有思想家比哲学家尼采更怀疑19世纪中叶的真理,包括科学在内。可是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雄心壮志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 ),[17] 却可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物。该书的论点是以“物竞天择”为根据,在天择的演进下,注定会产生一个“超人”新种族。它将支配较愚笨的人,正如人类在自然界支配和利用牲畜一样。而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优生学”和“遗传学”这门新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尤其明显。遗传学大约在1900年左右出现,不久之后(1905年)由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命名。
优生学比遗传学早得多。它指的是将农业和畜牧业常用的选育法运用在人类身上。其名称出现在1883年。它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性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力促政府采取积极或消极的行动,去改良人类的遗传条件。极端的优生学家相信,如要改良人类和社会情况,只有对人种做遗传上的改良,即集中全力鼓励优良的种系[通常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像“北欧人”(Nordic)那种肤色适宜的种族],而淘汰不喜欢的种系(一般认为是穷人、殖民地人民和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相对温和些的优生学家,则为社会改革、教育和一般环境的改良留下一些余地。不过,优生学虽然可以变成一门法西斯主义或种族歧视的伪科学,并在希特勒手下成为有意识的种族绝灭,可是,在1914年前,它并不特属于中产阶级政治的任何一支,反倒是与当时暗含优生学意义的种族理论相似。在这项运动盛行的国家中,优生学的理论可见于自由主义者、社会改革者、费边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派别的意识形态激烈辩论中。(节育运动与这些优生学的主张息息相关。)不过在遗传与环境的战斗中,或者套用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的话,在“天性”与“教养”的战斗中,左派不可能独钟遗传。于是,在这段时期,医学界显然对遗传学缺乏兴趣。因为当时医学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一方面借着治疗微生物疾病的新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始于巴斯德和科赫(Koch)的时代,并促成细菌学这门新科学的诞生],一方面则通过公共卫生的改良。皮尔森认为:把150万英镑花在鼓励健康的繁衍上,胜于在每一个镇区为消灭肺结核病兴建一所疗养院。可是,医生和社会改革家都不大愿意相信他的话。[18] 而他们是对的。
使优生学“科学化”的,正是1900年后遗传学的兴起。遗传学似乎表示:环境可以根除遗传的影响,而大多数或所有的特征,都由一个单一的基因所决定,即可以用孟德尔学说的方法选育人类。虽然有些科学家投身于遗传研究,是由于“种族文化至上的影响所致”[比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皮尔森],[19] 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遗传学是出自优生学的偏见。另一方面,在1900—1914年间,遗传学和优生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密切的。虽然1914年前至少在德国和美国,科学和带有种族歧视的伪科学之间的分野绝不清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杰出科学家均与这个运动有关。[20] 不过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却使得严谨的遗传学家离开专心致志的优生学家的组织。无论如何,遗传学中的“政治”因素是相当明显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勒(H. J. Muller)于1918年宣布:“我从来没有对抽象观念的遗传学感兴趣,我对遗传学的兴趣始终是源自它和人类的基本关系——人的特点与其自我改进的方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