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第6/9页）

如果我们必须从对社会问题的迫切关注这个脉络来看待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声称它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生物学的解决办法，有时还可替代作为社会主义方案），遗传学所符合的演化理论，也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近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也再度使我们注意这件事。“物竞天择”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与社会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物竞天择”的关键模型“生存竞争”，当初便是从社会科学中得来的［马尔萨斯（Malthus）］。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察家们注意到“达尔文主义中的危机”。这个危机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臆测——所谓的“生机论”（vitalism）、“新拉马克主义”（neo Lamarckism，1901年时的称谓）等等。这场危机不仅是出于对已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正统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的质疑，也是对其较广泛的意义存疑。从社会民主党员对达尔文学说的明显热衷，便可看出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科学性的。另一方面，虽然在欧洲具有支配性的政治达尔文主义认为它有助于加强马克思的看法，即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过程与人类的意志和意识无关，而每一位社会主义者也都知道它终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强调自由竞争，并将它奉为自然的基本定律，认为最适应环境的人（如成功的商人）终将战胜不适应的人（如穷人）。对于低下种族和民族的征服，或敌对国家之间的交战，也可以说明乃至保障适者生存的说法［德国的贝恩哈迪将军（General Bernhardi），在他1913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中，便曾如此表示］。[22]

这类社会论题也进入到科学家自身的辩论之中。因此，在遗传学早期，孟德尔派学者（在美国和实验主义者当中最具影响力）便和所谓的生物统计学家（biometricians，在英国和数学统计学家当中较受强调），展开了一场难以休止的争论。孟德尔长期为人所忽视的遗传律研究，1900年在三个国家同时分别被发现，而且，不管生物统计学如何反对，它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基础。不过有人说，20世纪的最初10年被生物学家硬塞进其麝香豌豆报告中的遗传因子理论，是1865年时孟德尔在他修道院的菜圃中不曾想到的。对于这个论题，科学史家曾提出好几个理由，而其中一组理由显然具有清楚的政治意义。

经过大幅度修改的“达尔文主义”能恢复其作为科学正统理论的地位，主要得归功于孟德尔遗传学和下述新发明的携手合作，即将不可预测和不连续的遗传学“跃进”、变种或反常现象，引进“达尔文主义”当中。这些变异大多无生存或生育能力，但偶尔可带来演化上的好处，物竞天择便建立在其基础上。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将它们称为“突变”（mutations）。德弗里斯是好几个在同一时代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学者之一，他曾受到英国最主要的孟德尔派学者贝特森的影响，贝特森对变异方面的研究（1894年），特别注意物种原始的突变性。但是连贯和突变不只限于植物育种。生物统计学大师皮尔森，甚至在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以前便拒绝接受突变理论，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可永久有助于社会任一阶级的伟大重建工作，是由革命达成的……人类的进步，像自然一样，从不跃进。”[23]

皮尔森的主要反对者贝特森，绝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如果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的看法有任何鲜明的特色，那便是他嫌恶现存社会（不包括剑桥大学，他希望剑桥大学不要有任何改革，除了可招收女生入学之外，一切保持原状），厌恨工业资本主义和“污秽的小商人利益”，以及他对封建过去的怀念。简而言之，对于皮尔森和贝特森来说，物种变异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特殊的科学理论和特殊的政治态度之间画上等号是无意义的，而事实上也往往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像“演化”这样的领域——这个领域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比喻。用科学家的社会阶级来分析它们也是无意义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定义上都属于有职业的中产阶级。不过，在生物学这样的领域，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太过明显。

虽然理论物理学家，甚至数学家也都是人，但是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关系却不太明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影响可以硬塞进他们的辩论之中，但是意义不大。帝国主义和大众劳工运动可能有助于说明生物学的发展，但是简直不可能有助于符号逻辑和量子力学的发展。1875—1914年间，研究之外的世界大事并没有直接干涉他们的工作。这种情形和1914年以后或18世纪末19世纪初不一样。在这个时期，知识界的革命不能和外在世界的革命相提并论。可是，令每一位历史学家惊奇的是：科学世界观在这段时期的革命性转变，已成为更一般性和戏剧性趋势的一部分，即放弃长久以来为人所接受的价值观、真理、看待世界的角度，以及在概念上组织世界的方式。普朗克的量子论、孟德尔的重新被发现、胡塞尔（Husserl）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和塞尚的《静物和洋葱》（Still Life with Onions ），这些都发生在1900年。我们也可随机选择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 ）、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 ）、柯莱特第一本描写克劳丁（Claudine）的小说，或罗斯丹（Rostand）的《雏鹰》（L. Aiglon ）作为新世纪的开始。但是，在若干领域中的戏剧性创新，却是异常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