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第5/7页）
像经济学一样，曾经是社会科学中最早出现而且最具信心的语言学，现在似乎对其以往最伟大的成就——语言演化模型——失去了兴趣。身后启发了二次大战之后所有结构主义方法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当时却是将全副精力集中于沟通的抽象和静态结构，而词语正好是这种沟通的一个可能媒介。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与实验科学家同化。例如，一部分心理学家冲入实验室去追求有关过程、学习和行为实验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催生了美俄两国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理论［巴甫洛夫（I. Pavlov，1849—1936）、华生（J. B. Watson，1878—1958）］，但这种理论几乎无法用来指引人类心智。因为人类社会太过错综复杂，即使是一般的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也不适用实验室那群实证主义者的简化法，不论他们有多么杰出；关于随着时间而出现的变化的研究，也不能用实验方法加以进行。实验心理学影响最深远的实际后果是1905年以后比奈（Binet）在法国创始的智力测验，因为它发现用显然具有永久性的智力商数来决定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极限，比决定这个发展的性质、过程或结果更容易一些。
这种实证主义或“严格的”社会科学日渐发展，滋生了许多大学学系和专业。但是在它们身上，却看不到什么可以和革命性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意外发展和震撼力。事实上，当时它们正处于转型期，这种转型的开拓者已在稍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边际效应和平衡状态的新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杰文斯（W. S. Jevons，1835—1882）、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和门格尔。他们的创新工作，完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虽然第一本以实验心理学命名的杂志要到1904年才由俄国人别赫捷列夫（Bekhterev）创立，但该学科却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德国冯特（Wilhelm Wundt）学派。在语言学家当中，革命性的索绪尔的名声尚不出洛桑（Lausanne），因为他的盛名是建立在身后发表的讲义上面。
社会人文科学比较富戏剧性和争议性的发展，均与资产阶级世界知识上的世纪末危机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这场危机以两种形式出现。社会和政治本身，在这个群众的时代似乎都需要再思考，尤其是社会的结构和凝聚的问题，或（就政治而言）公民效忠和政府合法性的问题。经济学之所以能免除重大的思想震动，或许是因为西方资本经济当时没有面临同样严重的问题，就算有，也只是暂时性的。总而言之，对于19世纪有关人类理性和事物自然秩序的假定，当时又有了新的怀疑。
这场理性危机在心理学上尤其明显，从它不妥协于实验案例，而尝试面对人类整体心灵一事便可看出。一个借着将个人的有用才干发挥到最大极限以追求合理目标的善良公民，最后会留下什么？如果这种追求是奠基在动物般的“直觉”之上［麦克特嘉（MacDougall）］[22] ；如果理性只是摇晃于无意识波动潮流上的一叶小舟（弗洛伊德）；甚至如果理性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在它周围只有以薄幕相隔，而且全然不同于其他潜在意识”（詹姆斯）？[23] 这些疑问对于文学巨著的读者、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偏于内省的成熟成年人来说，当然是再熟悉不过。可是，它们要到这个时期，才成为所谓人类精神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们无法融进实验式或问卷式的心理学，而这两种针对人类精神的调查方式，是以不融洽的形态共存的。事实上，这个领域最富戏剧性的创新者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精神分析自绝于其他心理学派。自一开始，传统科学界便对它自称具有科学地位和治病功能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它却对少数解放的外行男女知识分子，发挥了快速惊人的影响力，其中有些人主修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韦伯、桑巴特）。至少在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1918年后，含糊的弗洛伊德式专门名词已渗透进外行受教者的一般言谈之中。纵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恐怕仍是这个时期唯一一个尽人皆知的科学家。无疑，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可让男男女女将他们的错误行为，归咎于他们无可奈何的事，例如他们的无意识状态。这更是因为，世人可以正确地将弗洛伊德视为性禁忌的破除者，或可不正确地认为他赞成不要压制性欲。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性欲已成为公开讨论和调查的主题，而在文学当中，又完全不避讳地大肆着墨［只要看看法国的普鲁斯特、奥地利的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德国的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普鲁斯特谈论男性和女性同性恋。施尼茨勒是一位医生，他对男女随便杂交有直白的描写。魏德金描写青少年的性欲］，而性也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当然，弗洛伊德不是唯一、甚至不是第一个深入研究性欲的作家。1886年，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性精神病》（Psychopathia Sexualis ）一书发明了“受虐狂”（masochism）一词。此书出版后，立刻出现了一群为数日增的性学家。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性学家，和克拉夫特——埃宾不一样，性学家大多数都是改革家。他们想要设法使公众宽容各种形式的非传统（“不正常”）性倾向，并为具有那些性倾向的少数人提供咨询，进而解除其罪恶感［霭理士、马格努斯·赫兹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霭理士在1897年开始发表他的《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赫兹菲尔德医师于同年开始发表他的《性不明确事件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 ischenstufen ）。］特别关切性问题的公众，对弗洛伊德的兴趣不大。对他感兴趣的，是许多已获解放的男女读者。他们刚从传统犹太——基督教的禁忌中逃离出来，开始接受他们久已察觉到的力量巨大、无处不在而且多种多样的性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