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世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与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的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一、条约体系与集体安全

不对称联盟与安全差序格局

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其特殊传统，始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经过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发展到新保守主义的民主世界国际协调，直到最后一个阶段，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才真正形成。这三个阶段有一条贯穿不变的脉络：美国特殊论或美国优越论。这种理论是清教徒“山巅之城”[1]理论的世俗版，以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取代了天国和世界的对照。

美国和世界的对照从来不是摩尼教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假定善恶是对等的力量，善恶本身又是绝对的元素。“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是层次的差异。二者既不对等，也不绝然对立。善是完整和高级的概念，恶是残缺和低级的概念。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撒旦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对手。天国是完美，世界是残缺，地狱是虚无。弃恶从善意味着从不完整走向完整，从远离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弃善从恶意味着丧失上帝的恩宠，地狱就是上帝恩宠所不及的地方。

美国人的祖先以“美洲的以色列人”自居，“山巅之城”构成他们认知图景的基本框架。这种（本质属于基督教的）框架体现于世俗政治，就产生了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体现于具体的安全政策，自然产生了安全差序格局。孤立主义意味着：势单力薄、道德高尚的新生合众国不能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与地缘形势结合的自然结果。禁止旧欧洲污染新世界，意味着美洲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落实为安全优越性。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在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仅仅由于美国的弱小和欧洲对海外的习惯性轻视，19世纪的外交俱乐部才没有从中看出帝国的种子。

欧洲实力均衡外交的破产促成了威尔逊主义，创造了美国塑造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机会。国际联盟的原始构想明显准备以美洲共和国联盟为模板（正如美洲共和国联盟以合众国为模板），实现世界和谐。威尔逊本着“山巅之城”的前提，相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源于欧洲人的世故和猜忌。世故和猜忌达成的平衡有其内在弱点，破裂是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美国各州的和平和繁荣是美国人道德高尚的奖品，欧洲的战争和残破是欧洲人玩世不恭的惩罚。国际联盟取代实力均衡，关键不在技术和组织（美国人在这方面其实不如旧欧洲外交官擅长），而在道德更新，并且国际协调体系必须以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如果老奸巨猾的欧洲人目光短浅，不肯舍弃权术，即使美国的成功经验也挽救不了他们。

从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角度讲，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由于软件（堕落价值观）的影响，在成立以前就已经失败了。不能真心悔悟夙罪的人只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不值得拯救也无法拯救。道德落差事先决定了安全落差。从丘吉尔这样的欧洲政治家角度讲，美国人空洞而伪善的理念缺乏可操作性，只给他们带来了随时安抚美国人良心的额外负担。高标准的国际协调和相互信任一方面解除了条约破坏者的枷锁，一方面增加了条约维护者的合作成本。如果他们仍然坚持实力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至于如此悲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天真的国际协调主义者将战后的中欧完全留给了苏联的善意。当苏联人不出所料地践踏盟国的一厢情愿时，道德主义者的义愤只能发泄在国内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