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8/24页）

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他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力，但它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依赖于其国际地位。在最近五百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近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项既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他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近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力之下的产物，存在的使命之一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因此，我们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它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却因为它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那么就会亲手毁灭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衷心希望的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仅仅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它的军事增长，总是被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未来发展押在世界秩序的稳定上，但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却可能会妨碍它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我们尚对世界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有些人可能认为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它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公正地说，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出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位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远比我们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年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他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而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摈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然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

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够维护平衡。所谓处置得宜，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何一方作出无条件的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地围堵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有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中国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