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第4/7页）

[45] 表面上是哲学问题，骨子里是政治问题，详见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焦点是，现在的执政者能不能自称“不知道”而逃避历史的责任？揭露真相，应该导致和解还是清算？

[47] 马棰是南朝名士对北府军人的蔑视性代称。刘裕政权象征着流民军人集团对士大夫门第的胜利，后者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他们不肯像陶渊明一样索性归隐田园，只能自嘲马棰下富贵（侍候大老粗）。参见萧华荣《簪缨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马氏。《晋书·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49] 《晋书·顾荣传》载，陈敏“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假荣右将军、丹杨内史”，后“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

[50]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51] 王导的特长就是在官场内部和侨、吴士大夫之间打圆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毫无原则。赞成他的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不断调解，矛盾重重的东晋政权很可能从内部崩溃。侨人士大夫没有武装，但有文化。他们能通过乡里清议（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舆论）剥夺反对者的任官资格，因此清议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谴责，而是有极大的政治分量。只有极少数军事强人（包括刘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团，宣布准许乡里清议排斥的人士咸与维新。

[52] 谢朏（441-506年），字敬冲，陈郡谢氏子弟，拒绝卷入萧道成的篡位计划。

[53] 玉通，号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认为陈朝的灭亡和建邺的平毁（隋文帝为防止南朝复活而采取的破坏性措施）是礼乐正统的中断。

[54] 贤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为贤能的标准。儒家几乎做到这一点，但教育又产生了学阀世家，使家教变成另一种阶级分化的源头。清议监督政治是汉儒的梦想，但必须依靠掌握文化资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执行。礼乐价值是儒学家族干政的道义依据，只有他们能充当礼乐的裁断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舆论的政治）只有依赖家教家学来传承。琅琊王氏称礼学为“青箱学”，视为传家之宝。礼学是大家族维持秩序的规范，在小家庭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礼学的兴盛源于门第的投入，在此期间朝廷对学术的支持急剧减少。大家族又称“唐式家族”，这是相对于秦汉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门第其实是魏晋的产物，只是魏晋六朝的自然延续。通常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大家族社会，在秦汉时期尚不存在，产生于东汉以后儒家的长期培养。“差序格局”意味着个人只对家族共同体有义务，对外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义务。大家族不同于小家庭的特点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风险能力。东汉和罗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蛮族阑入为特征，都以蛮族入侵为结局。大家族主义和绝后恐惧文化是对这种危险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机。

[55]北魏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正光五年（524）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叛乱。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阳，“五胡乱华”的时代开始。

[57] 永嘉蛮族入侵类似日耳曼蛮族入侵，开启了隋唐以后的近世。

[58] 江统，著《徒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旗人迁徒出境，以防微杜渐，阻止叛乱。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五胡乱华”，后人评之有“先见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氏之乱，屠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

[60]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头禅。

[61] 参见《韩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63] 台湾报刊常用的术语：尽可能求同存异，争取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中间路线。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桥聚之地，民风劲悍，故曰“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谢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关洛，置大本营于彭城（战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复制曹公父子邺城（魏国）-许都（汉朝）模式，卒篡晋室。至今刘氏仍以彭城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团也。

齐高起家淮右，以青齐流民为骨干。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齐二州于广固历阳，尽诛鲜卑王族，起青齐大姓为长吏。明帝朝，建邺、寻阳争立，北朝入寇，虏青齐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齐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萧氏以其渠帅健者为选锋，卒成王业。流民帅=边防军，此东晋用郭默、蔡豹以来之成例。三吴财赋之区，其民柔懦不堪战，素畏流民之轻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苏（青州）以来，称兵内向者相望于道。齐高之齐，淮右青齐集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