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第2/7页）

[2] 齐景公。尽管司马迁将齐国和莱夷的战争追溯到太公望时代，但主流历史学家认为齐国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有效统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当然，这是以牺牲土著为代价的。齐景公的大臣命令莱夷向鲁国君臣献礼，孔子认为这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齐国人的动机显然是把俘虏或归附的莱夷当作战利品，向邻国炫耀胜利。

[3]利特尔·哈特在《战略论》当中提出的概念，涵盖了军事以外的经济、人口和地缘布局，强调“势”强于“力”，良好的战略布局能够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

[5]朝歌。卫国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纣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统和首都。

[6]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成瘾，人称“鹤将军”，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兵败被杀。卫国经此变故，由大国变为小国。

[7] 清人沈曾植《还家杂诗》。

[8]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并称。

[9]《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因此，从“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10] 齐桓晋文的“会盟”发挥了国际联盟的作用。华夏系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后裔）通过会盟将自己和非华夏邦国、部族（包括日益强大的楚国）区别开来，视后者为野蛮人。会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周室衰微后，借助诸侯联盟的力量挽救华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传·闵公二年》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经·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12] 项羽封鲁，号鲁公。战国末期鲁亡于楚。

[1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此外，宗族兼任军事单位是殷商末年的传统。一族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叛变或归附都是以全族为单位的。周公收编殷民，并不改变族内结构。祭祀同时兼任军事训练或演习。年轻贵族只有在祭祀时表现优异的射箭或驾车技术，成年后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14]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承担相当于手工业者的任务（包括极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制造业），他们的叛变或归附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王子带事件证明，他们的敌意足以颠覆正统君主。因此，怀柔这个阶级是政绩的体现。招徕外邦移民，证明本国政治清明，同时增加了本国的人口、技术和战斗力。盟主不仅要强大，而且需要有道义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应该出兵保护或帮助残民复国。齐桓公对卫国、燕国就是这样做的。亡国就是宗社香烟断绝，复国就是断绝的宗社后继有人。

[15] 这是宋襄公在泓之战当中提出的骑士原则，源出《司马法》（西周贵族战争的荣誉法典），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在于追求荣誉（相当于足球队球风好比成绩好重要），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年纪大的敌人即使俘虏了也要立即释放，敌人受了一次伤就不能打第二次。这样的打法才体面，不择手段追求胜利是体面人所不齿的。然而，宋襄公的敌人采取了只顾利益不顾荣誉的战法。《司马法》最终失传，只剩下其他文献间接保存的片段。只讲利益的《孙子兵法》取而代之，战国取代了春秋。

[16]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他是前任赵王张耳的儿子，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刘邦访问赵国，对赵王无礼。赵国宰相贯高及其班底认为这是侮辱赵国，要求国王为国家荣誉而报复。张敖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

[17] “全民总体战”就是全体男性从军的毁灭性战争，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国时期才出现。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只由少数贵族负责，与平民无关。

[18]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是贵族和专业人员的战争，大多数国民不参战。法国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是全民战争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国（周政）和专制、统一的中国（秦政）不能两立，其间多次反复。虽然秦始皇的胜利使后者占了上风，但周政派并没有彻底灭亡。汉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复周。东方诸侯出于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图复辟列国并立的局面。他们并不像汉代以后的儒生和藩王那样，反对朝廷只是为了自己做大官和当皇帝：不改变体制，只想改变当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