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

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请自满蒙始。

满蒙拓殖，属于“内亚次级殖民主义”[135]问题，依托东清铁路，以“满洲国”时代为拓殖高峰。满蒙日益窘困，求庇于日本，乃造成日中战争之直接原因，一如国府求庇于美国，乃造成日美战争之直接原因。“满洲国”立制，以复辟民初“五族共和”（国民革命斗争对象）为辞，以平衡汉民优势为国本，然不能阻止直鲁流民用脚投票及其沙丁鱼淹没战术。拓殖退潮，始于太平洋战争-关东经济管制及经济衰退。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元之上都辽阳河套，农业人口繁盛，见于西方及伊斯兰记载，其中必有大量汉民。明兴，亚述式大流放横扫全国。[136]凤阳花鼓、洪洞槐树之对应物有二：迁口外居民以实内地；强制内地胡人改汉名，联姻汉民。顾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汉姓之杂糅。明初武臣为胡人改汉名者畸多，不逊于唐。无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时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辽金口外居民有延续性，中原内战不断驱民出塞。辽亡，郡县北界已逾民国以前任何时代。此类居民后裔若非为蒙古所杀，势必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内乱出塞者亦以百万计，似乎并未贻北狄重大政治问题，而番将胡兵与唐五代相始终，余波及于杨家将-河东吐谷浑集团。开边问题=雇佣番兵问题；藩镇问题=番兵不能汉化问题；废藩释兵=无胡化即无战斗力问题。[137]

五胡北朝，胡人贵族集团与东京儒化世族共治，演为隋唐政治及战斗力基础。同时，内战不断驱逐失败者出塞，而后无声无息，唯有解为胡化泯灭。

汉魏徙戎保塞，实质在于驯犬御狼，终至狼犬合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内地生育率下降（意义体系崩溃之确凿证据），光武以来积极解除地方武装、推行内地非军事化，依赖雇佣兵乃迟早之事，而胡兵永远构成雇佣兵之最忠诚、淳朴、善战部分。此际，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记录。

战国秦汉期，塞内外文化断层尚不存在。匈奴体制不同于鲜卑突厥，显系战国之余，酷似鲜虞、中山、楼、代[138]之属。相邦（即汉之相国，避高祖讳而改战国旧称）领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当时儒道犹有宪制意义，并非君主个人偏好，实为贵族封建制投影，证明法家—官僚集权制—军国主义发育迟滞。鲜虞、中山于列强竞相废封建、立郡县之际大行儒道，启赵主父（赵武灵王）觊觎之心，即为显例。此时夷夏犬牙交错，尚未一线隔绝。赵王历代联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异族。汉家刻薄寡恩、单于宽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专制之别。匈奴若能于景武之际问鼎咸阳，其效力犹近于封建宪制-多国体系复辟，迨周之薄海、楚之临河、秦之叩关[140]顺流而扩大，非后世胡汉文明战争可比。然武宣杂霸王道、阳儒阴法，历史步入终结；鲜卑代匈奴，即无责任阿米巴组织取代负责任复杂组织，此后不再有路径选择机会。

汉匈战争实质后果，在于塞外政治组织日益退化，过渡文化区一变为断裂带，简陋部落因耐破坏力强，日益取代复杂制度；塞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官僚化国家结合，春秋民兵、战国义务兵日益为雇佣兵取代，胡兵乃雇佣兵逻辑终点。此间没番汉民有记录者，皆联姻胡女而后胡化消失；降人有记录者，皆化为汉家雇佣兵，为五胡先声。属国制实质在于避免汉化，保持其战斗力。

[1] 根据《论语》、《春秋》三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如下。鲁君为周公嫡系，周礼尽在鲁。国人是西周贵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统治阶级身份君临土著，祭诸侯宗社。野人（乡下人和土著）没有统治阶级资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于亳社（殷商-环渤海文化圈的传统祭祀）。国人内部的融合已经相当彻底，殷周后裔对鲁国的认同相去不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君和执政贵族的党派纠纷。野人对鲁国缺乏认同，但鲁国日益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君（含宗室世族）、国人（孔子一类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斗争。鲁定公时代的政变中，执政的党派感到有必要争取各阶级的正式盟约。这种形势非常接近约翰王时代的西欧封建：各等级的势力均衡产生了某种混合政体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