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成败丁汝昌(第2/4页)

无奈之下,沈葆桢建议李鸿章先让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挑大梁,担任骨干军官,加速磨砺,再选一个有资历、打过仗的老将来统领,所谓“一老带群新”,这样搭班子,还是合理的。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和海军的奠基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受命组建南洋水师,但他支持优先组建北洋水师。

“群新”是谁?那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邓世昌这批人。这些人确实后来被大力提拔,成为北洋舰队上各舰的管带和核心骨干。

那么有资历的“老将”呢?

李鸿章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提督的位置,首先不能放给外人,不然将来不听指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这会引来其他人的反感。

那么,谁合适呢?

丁汝昌啊!淮军旧将出身,对李鸿章有忠心,但在家赋闲多年,并非李鸿章嫡系。曾经叱咤战场,年纪轻轻,官拜总兵,而且愿意去一个新兴军种当差(当时清朝很多将领不愿去海军,所以北洋水师官兵的薪俸是很高的)。

沈葆桢

所以,后人诟病李鸿章任人唯亲,提拔丁汝昌统帅北洋水师,多少也有那么一点不公平:放眼当时全中国,能找出来的合适人选确实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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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担任提督的,正是丁汝昌。

“一个带骑兵的去管海军,怎能不败?”这是后来很多人对丁汝昌的评价。

丁汝昌确实是陆军出身,虽然也有人曾说,他最初到刘铭传麾下管的其实就是湘军的水师,但内陆江河的船和海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点无须洗白。

但是,丁汝昌主观上还是非常努力的。从业务能力上来说,丁汝昌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和电报可以证明,他其实一直在认真学习现代化海军知识,而且对舰队的日常管理、士兵操练和轮船修理这些细节都非常熟悉。有一次,运到舰队的煤炭少了10吨,丁汝昌不仅明察秋毫,还一直盯到补齐为止。

北洋水师中的“镇边”舰就是一艘“蚊子船”。“蚊子船”即炮船,每艘造价15万两;木质船身外包钢板无装甲,长127英尺[1],宽29英尺,吃水9.5英尺;排水量440吨。清廷认为这种船性价比高,但其实在海战中用处不大

从职位升迁来说,丁汝昌也不是纯粹的“空降干部”。丁汝昌最初只是被李鸿章派到一艘新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职位只是“督操”。1881年,丁汝昌带着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前往英国接收“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一路顺风顺水,处理得当,回来后才被授予“统领”职务。

从部属关系来说,虽然也有刘步蟾等一批青年将官一开始看不起不懂业务的丁汝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能接受丁汝昌领导的。而且从后人的材料来看,丁汝昌“为人随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北洋水师的旗舰是“定远”号,也是丁汝昌的居所,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是刘步蟾。按理一艘军舰上最好的房间只能是留给舰长的,为了避免刘步蟾有心理负担,丁汝昌自己住到了一艘小船上(后来丁汝昌被革职,刘步蟾带头联名为他请愿,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军中威信来说,丁汝昌也树立得不错。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开赴朝鲜,当机立断,将幕后操纵者、朝鲜太上皇李昊应押往天津软禁,一举打破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丁汝昌因此还被授黄马褂。

1885年,丁汝昌率“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的超级铁甲舰前往日本长崎港访问(其实是去保养,中国当时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其间中国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察和民众发生大规模械斗,丁汝昌制止了部下要求“开炮开战”的要求,加以斡旋,最终让日本向中国赔款5.25万元了结。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外交胜利”。

那场械斗被称为“长崎事件”(也有称“镇远骚动”),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其实是因为清朝水兵上岸违纪(因嫖妓发生争执)而引起的一场纠纷,后演变为与日本警察与民众的一场大规模械斗,清朝水兵有10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亦有5人被杀)。最终受“定远”舰等巨炮威慑,日方赔偿中方5.25万元(中方亦赔日方15.5万元),宣布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