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第2/4页）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

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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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被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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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忠实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天演论》封面。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天演论》手稿

严复用英文写给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