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于右任（第2/4页）

《民呼日报》延续了于右任在《神州日报》针砭时弊的勇气和态度，文笔尤其辛辣。比如那一年甘肃大旱，陕甘总督升允却三年瞒报灾情，结果造成甘肃省内竟然人人相食。当时《民呼日报》立刻刊登了一篇文章《如是我闻》：“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

《民呼日报》随后还刊发点评：“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

这种报道，这种文笔，读者当然要看，《民呼日报》销量急剧上升，不过，当然也得罪了当局，尤其是升允。

《民呼日报》曾组织过一次赈灾活动，升允随后与上海道台蔡乃煌等勾结，诬陷于右任侵吞赈灾款，将于右任逮捕下狱，一个月审讯7次。为营救老大于右任，《民呼日报》只能在当局的暗示下“自行停刊”——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92天。

于右任虽然没有“颈血换太平”，但确实是把硬骨头。出狱没几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名称的来由是：“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而且，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吁”，就是“于”右任的“口”在说话。

和《民呼日报》一样，《民吁日报》依旧揭露黑暗，而且敢把锋芒直接指向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蚕食中国。

1909年10月26日，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上海数十家报纸大多默不作声，《民吁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称伊藤博文为“大浑蛋”，是“死有余辜”。

结果日本当局暴跳如雷，指令上海当局立刻查封《民吁日报》——这家报纸只生存了48天。

“过一过二偏偏还要过三”的于右任，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再创立了《民立报》，请宋教仁做主笔，在报纸上开出《民贼小传》，专写清朝贪官污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专门教导当时自己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有新闻道德，提出：“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民立报》率先发文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于右任于是被通缉，逃亡日本，报纸遂停刊——这张报纸活得最长，活了三年。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对于右任有过这样一句评价：“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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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善写诗做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字。

于右任最擅长草书，有“当代草圣”的称号。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将篆、隶、草与行楷融会，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个字都自有意境。

于右任也爱写字。年轻的时候，他常背着一个褡裢袋子，里面既不装衣物，也不装钱财，就装两个印章。有人来求字，提笔就写，写完盖章，分文不取。

于右任写字不看人，也不分贫富，更不会“惜字如金”，以确保自己字的价格。贩夫走卒来讨字，只要于右任喜欢，来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欢的人，怎么讨也不给。比如他不喜欢宋子文，宋子文曾专门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扇面托人请他题字，他就是不肯写。但他在饭馆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笔就给店家写一块匾额，甚至给女服务员也题字。

于右任书法作品

于右任到了台湾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表示要“严惩”，但于右任特地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一次，他在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名题的字，就走入店内，让店家摘下牌匾，重新写了一幅，且分文未取。

于右任给人题字比较随意，但题的内容却不随意。

他给张大千题的字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为蒋经国（当时在台湾，于右任已看出蒋介石欲让他接班）题的字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他的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主管教育，于右任给他题的字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

他还为南洋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题过楹联，特地用白话文写了“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