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当时代革命扑面而来的时候，很多行业都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一眨眼，很多事情就只剩下回忆了。

1979年3月15日，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一条不寻常的广告。

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广告。

因为这是自“文革”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条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外商广告。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上的三块手表，还不是照片，是手绘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广告上刊登的“雷达表”，要在四年后才进入中国市场——换句话说，是看得到，买不到的。

时任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后来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毫无疑问，雷达表相当聪明地运用了营销理论上的“第一品牌”概念——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知名度。

广告有效果吗？当然有。

在广告刊出的三天内，上海有700人以上到黄浦区的商场里去询问“雷达表”——其中很多人还不知道，当时一块雷达表的价格，相当于上海一名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收入。

《文汇报》刊登的雷达表广告

当天晚上，上海电视台也播出了雷达表的广告，而且还是英文播出，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

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文汇报》胆子怎么那么大？

于是就要说到另一个故事，就在这一年，就在《文汇报》之前，上海的另一家报纸已经“第一个吃了螃蟹”，给《文汇报》壮了胆。

那就是中国在“文革”后率先恢复商业广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报纸刊登广告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对当时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报纸而言，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其实报纸刊登广告，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从鸦片战争之后，中文报刊开始大量涌现，广告自然是报纸营收的最主要渠道。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报纸刊登广告，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66年8月17日，最后一则商业广告出现在了《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的下方——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则广告的安排多少也体现了编辑的心血：

这一版的总标题是《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电烘箱广告上面的报道是这样一段导语开头：“墨西哥进步人士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他们热情称颂毛主席每篇著作都是真理和指南针。”然后，下面是“鼓风恒温干燥箱”的广告。

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商业广告就此在中国报纸版面上绝迹。

一晃13年过去，转眼到了1979年的除夕。

那一天，解放日报社正在开编委会，《文汇报》的一位副总编打电话过来：“春节期间，两报能否出内容相同的单页联合版，这样能让平时很辛苦的夜班编辑部轻松过个年？”

在当时电视还不普及，报纸也没几张的年代，时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的王维，不同意这个建议：“春节是读者看报的好时段，不能出单页！”

但是，会上马上也有人提出要算算“经济账”：《文汇报》出单页，我们出四个版，不是吃亏了？

王维一拍桌子：怕什么？我们不能用商业广告收入来弥补吗？

一句话说得简单，但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三年，但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敢恢复商业广告。

《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的上海市委机关报，居然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后来，有人专门请王维回忆当时的情景：

——“事先有没有请示市委？”

——“没有。”

——“有没有上报宣传部？”

——“没有。”

——“私下里和有关领导打过招呼？”

——“肯定没有！”

王维当时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决议深入人心。经过那么多年反反复复折腾，中国人终于认准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国家，“实事求是”的氛围越来越浓。

于是王维的思路就是：“报纸刊登广告，天经地义。”

解放日报社老总一拍板，乐坏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

当时，整个上海只有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下称上广装），这家公司被允许代理国内媒体的广告，别无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