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尼拔指挥下的战争从开始至坎尼之战（第8/9页）

罗马人的态度

坎尼之日的结果是如此，在那一天，意大利联邦中士兵与军官的精英，意大利人能持兵器者的七分之一，倒于战场。这是一个残酷的惩罚，但也是正当的，因为罗马人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此错误不仅是某些愚蠢而不幸的个人所犯，罗马人民全体也难辞其咎。一个原先只适用于一个乡城的体制，用之于大国，已不再适合；一国的军事领袖，年年由投票箱这潘多拉的盒子来决定，根本是匪夷所思的。但在目前的战乱之下，彻底变更国体乃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战争的实际监督责任委托目前唯一可以执行的机关，也就是元老院，尤其是关于指挥权的赋予与延长，而罗马的公众议事集会则只做形式上的认可。西庇阿兄弟在艰难的西班牙战场所完成的业绩指出了专任的军事将领的优点。但那业已在啃噬罗马体制中贵族基础的煽动派，这时却抓住意大利战争的把柄。他们说，贵族跟敌人阴谋私通，这种指控尽管荒诞，却打动了“人民”。那政治迷信所以为会拯救国家的人，就是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与马库斯·瓦罗，这两个最纯洁的人民的朋友，这两个“新人”，业已在群众的许可之下，在广场发表过他们的战争计划，业已去执行过，而一败涂地；他们导致的结果乃是特拉西梅诺湖与坎尼两仗的惨败。元老院现在终于比从非洲召回雷古卢斯半数军队的时期更明了自己的任务了，它觉得它必须终止那愚行的进行，把国事交到自己手里；但当头两场败仗把这烫手的铁球交到它手里时，它还是未能完全免除派系利益之争的影响。昆图斯·法比乌斯绝不是政治煽动者之流，然而指挥作战时却不仅是以军事领袖的身份，却也是以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特等政治敌人的身份；因之在亟需团结的时刻，他却益促分裂。结果是，其一，罗马先人的智慧留传下来的最重要工具——独裁者——在他手上破灭了；其二（至少间接的），坎尼之战的惨败。但罗马急转直下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昆图斯·法比乌斯或马库斯·瓦罗，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也就是元老院与公民间的不信任。设若国仍可救，仍有复兴之机会，则必须从家中的团结与信任开始。察觉到此事，最重要的是去改正，去实行，而排除任何理由所可造成的任何派系之争，乃是罗马元老院不可磨灭的伟大光辉成就。当瓦罗——在指挥战争的诸将领间独自一人——返回罗马时，罗马元老们在城门恭迎，感谢他未对国家之拯救抱持绝望的态度，这绝不是用以掩饰彼等之焦急的表面赞词，也不是对那可怜的败军之将的苛嘲；而是在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缔结下的和盟。在时机这样的危急，元老们的心境这样沉重的情况下，一切的煽动都沉默下来。因之，罗马人现在所唯一关切的乃是如何团结一致共救危亡。昆图斯·法比乌斯的顽强勇气在此决定性的时刻比在战场上更有功于家国；其他有名望的元老们也竭尽所能，领导一切行动，使公民恢复他们对自己与对前途的信心。四面八方战争失利与同盟反戈的紧急传报纷纷抵达，兵库被劫，据点已失，波河河谷要求增援，西西里难以支撑，不仅如此，连意大利都整个失守了，罗马已几无屏障——但元老院仍坚持不挠。群众不许在城门集会；张望者与妇女遣送回家；阵亡者之祭吊限于三十日，以便欢乐之神的祭拜不致拖延太久；因为阵亡者如此之众，以致少有家庭不在哀哭的，然而着丧服者不得出现于欢乐之神的祭场。同时，战败的残余由两名精明干练的将军，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在卡流苏门集合。这小西庇阿，由他个人的英才以及忠诚同志们雪亮的宝剑改变了那些想逃之夭夭的年轻贵族们的态度——他们认为救国无望，想渡海他去了。执政官马库斯·瓦罗带着一小撮人前往参加；在那里，慢慢召集成了两个军团；元老院下令，彼处的军队须加整编，以戴罪立功的身份，无酬服役。那无能的将军在得宜的借口下被召回罗马；在高卢之战历经考验的军事执政官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本受命率领舰队从奥斯提亚驰援西西里），则奉派为总司令。为筹组一支可战之兵，罗马倾全力以赴了。拉丁各社团受命支援，以共救危难。罗马本身以身作则，凡成年男子一律入伍，并将犯人和因负债而成为奴隶的人加以武装，甚至由国家购买了八千名奴隶，也武装起来。由于缺少兵器，乃把神殿中存放之战利品取出，而各地之工厂与工匠全部动员，打造兵器。元老院的名额补足了——不是像那些胆小的爱国者所急急催促的，从所有拉丁各社团选择，而是从最有名望的罗马公民中选取。汉尼拔提议释俘，但以罗马库府为交换条件；罗马予以拒绝；当迦太基的使者带着战俘代表到达罗马城外时，不准入城：元老院没有任何求取和平之意。不但各同盟无由相信罗马有谈和之想，甚至最卑鄙的公民也已了解，罗马与迦太基断无和平可言，想找寻和平是不可能的，而唯有在胜利中才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