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2/16页）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但是若与乞丐和贵族——这是社会的主调——相比，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则相形见绌。这段时期贫富人口的比例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再度引证早此五十年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他说，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两千。自那时以后，罗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变，但从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贫富人口的比例顶多没有变得更大而已。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大众的贫穷是太明显了。而富者益富则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证。他说，在马略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一片两百万塞斯特斯的农庄算得上是财富”；而从个人财富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的说法是正确的。巨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向两万士兵许下诺言，从他的私产中给每人四英亩地。庞培的农庄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伊索普斯的农庄值两千万。富中之富马库斯·克拉苏，在事业之初财产七百万塞斯特斯，最后，在除去大笔花销之后，仍有一亿七千万。

这样的贫富极端，对贫者与富者都造成了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溃乱，两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溃乱的实质则一。若说一般人是由国家的救助才免于饥饿，那是由于他们首先沉沦于乞丐的懒惰和快活（当然，国家的救助也正助长了他们的懒惰）。罗马的平民喜欢看戏而不喜欢工作，酒家与妓院的生意极为兴隆，以致政治煽动家们特别喜欢争取这种行业的老板。

斗剑比赛是古代道德败坏的表征与豢养者，可以令演出者大赚其钱。到了这时，又有可怕的新花样出现，就是战败的斗剑者之生死不是依决斗法而定，也不是依胜者的好恶而定，却是依观众的任性而定；胜者视观众所发的信号而饶赦匍匐在他面前的败者，或将之一剑戳穿。这种打斗的行业如此兴盛，或说，自由的价值已如此陨落，以至于这个时代在战场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却在竞技场中盛行。在竞技场上，规章要求斗剑者被刺杀时默不哼声，不得闪避。事实上，自由人常常将自己卖作斗剑奴隶，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纪的平民也遭到匮乏与饥荒，但他们并没有出卖他们的自由；而那时的法学家也不将那斗剑士的卖身契视为合法：“在规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锁，鞭笞，烧或杀而不做反对。”

贵族

在贵族社会中这种事倒未发生，但从根底上言，却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坏。在怠惰方面，贵族们放肆地向无产阶级挑战：无产阶级在人行道上横躺竖卧，贵族则在床上睡到日正当中。奢侈既无限又无味。在政治上大手挥霍，在戏院里也是，而两者的腐败当然可以相提并论。执政官的职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价格买得的——公元前54年，仅第一选举区就用了一千万塞斯特斯。有教养的人对戏剧的兴趣则完全被装潢狂所破坏。